【季漢學堂】三國末年研究

三國末年歷史寓言小說《炎興》by ma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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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1) 博愛:墨、朱之間的灰色執中

帖子 maltz » 2015-03-06, 23:00

蜀漢思想研究 (1) 博愛:墨、朱之間的灰色執中

古代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大,蜀漢人的平等概念與今日不太相容,要討論楚蜀漢人的平等思想,乃至於一切的倫理道德觀念,得先談更基本的「善、惡」,如劉備遺言:「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死前留下的遺言總是自認最重要的。

善惡的本質

人類群居,發展出「利他」為善、「利己」為惡的價值觀,有利群體的行為受到社會鼓勵,反之則不見容於群體。人類同時具有利他與利己的本能,性善、性惡兩個說法都對。從生物演化看,我們遠古的祖先因為利他而發達,團結分工,各展所長,「一加一大於二」,不易被補殺,更容易消滅敵人。但「一加一」裡面較自私的那位往往獲得更多的資源、繁衍更多子孫後代,也才有今日的我們。我們是惡人的後代!而人類社會崇善鄙惡,其實也符合個體的「利己」--利他者造福自己,利己者侵害自己。

現代、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蜀漢都是群居社會,都不能免於日常生活中各種善、惡的難題。其實善惡兩端也不見得互斥,許多情況可以實現利他、利己雙贏;又有些情況利己屬於人之常情,不必苛責。總歸是比社會平均更加無私的稱為「善人」,更加自私稱為「惡人」,這是古今一致的價值。

要推敲蜀漢人的善惡觀,得上溯到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黃金時代--春秋戰國。那時雖然百家爭鳴,總還有熱門學說。<孟子.滕文公>記載孟子當年(戰國中期)感嘆:「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所以距蜀漢六百年前,墨子、楊朱一度為思想主流。

墨家兼愛

墨家的中心思想是「兼愛」,博愛世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身勞苦,日夜不休,「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家的「兼愛」可說是諸子百家中最高級的「利他」,最接近終極的「善」。當然孟子不同意兼愛是善,他認為人對自己的父親應該比對陌生人更好。父母養育子女,不報恩真是可惡透了。而在(假想的)墨家社會裡,父母對自己與他人的孩子的愛是沒有分別的,孩子自然也不必報答自己的父母多過其他人的父母。

放在今天,墨家這樣的「世界主義者」難能可貴地活躍各國身體力行實踐,打著「非攻」的主張四處義務守城,真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當然,墨家「節用」、「非樂」這種苦行僧式的要求不容易做到,而傾向自我犧牲者一般也會求仁得仁,墨家在後世逐漸沒落。但墨家竟能一度成為顯學,顯示當時抱持「世界大同」情懷的人還相當多。

楊朱為我

楊朱則正好相反。他「一毛不拔」,反對社會規範,認為人只要順著自己的本性生活就好。這被孟子上綱成「為我」,只為自己,自然就不管別人死活了。當然,這比起《三國演義》裡曹操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還算輕微些。這典故出自<三國志.武帝(曹操)紀>,說到董卓廢立皇帝,要與曹操計事,曹操變易姓名逃回家,裴松之注引《孫盛雜記》說到曹操與數騎經過故人成皋呂伯奢家,曹操「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這樣的價值觀是終極的利己,終極的惡。亂世生存壓力大,自私些的確是自保之道,戰國楊朱成為顯學,漢末亂世多數人寧可選擇「霸道」,也是人性自然。

事實上楊朱本人似乎沒這麼窮凶極惡,他與墨子唱反調,並不是反對「利他」。《三國志裴注》引《零陵先賢傳》,說到劉備找一個叫周不疑的向劉巴學習,劉巴回答:「(我)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所以楊朱的特色是相對於「務時」的「守靜」,而不是「為我」。其實<列子.楊朱篇>的楊朱甚至說出:「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楊朱簡直是共產主義者,哪裡「為我」!當然《列子》是一部寓言,是作者借楊朱之口說自己想說的話,楊朱本人可能沒說過。光從《列子》看來,楊朱思想還頗接近道家、玄學家的自由主義,後面再談自由。

如果我們將善惡畫一條向量軸,那麼墨家的「兼愛」與孟子口中楊朱的「為我」就分屬兩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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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盡心篇>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端)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這段話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子莫」可以是人名,「權」可以代表權變而不是權力,但總可以看出第三種價值--執中。孟子不喜歡戰國人的兩極思想,黑白分明,類似今日網路上的年輕人。但人逐漸成長,總會逐漸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常介於兩個極端之間,隨時彈性權衡,改變平衡,這就是孟子推崇的「執中」。尤其在亂世中,不為自己打算則太容易死掉,甚至禍及家人子孫;而太自私又為社會所不容。無論走哪一種極端都不易堅持,於是執中、折衷的思想自然產生,更容易施行。

各家執中而求善

最執中的思想,理論上是「對自己與天下人完全一視同仁」,乍聽之下這就是墨家的「兼愛」,但墨家是犧牲自己而利天下的,比這個「高尚」。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的,是告誡漢文帝「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的廷尉張釋之,是「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莊子。下一節再多討論平等思想。在本節「博愛」的標準下,法家與道家不如「兼愛」,但超過「為我」。事實上法家也可以立法規定要人更博愛,連韓非自己都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所以法律還規定了人必須忠君、孝父母等。

上面這根本是儒家的「三綱」,儒家、法家在博愛上也達成共識。而儒家更進一步在君臣、父子、夫妻三綱後面多添了兄弟、朋友,成為「五常」。又如《大學》說:先「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博愛是有等差的,是從自己身邊一步步推廣出去的。孔子與弟子所著的《禮記》裡面有一段知名的<禮運.大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博愛推廣出去,關懷弱勢者;而<大學篇>又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民就是博愛,至善就是利他、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所以儒家的理想與墨家相似,只是還沒達到大同治世之前,還是要先照顧好自己身邊的人,先把當下的亂世挽回成小康,再追求大同。套句現代用語,蜀漢儒者可以自誇這是務實的、循序漸近的、有「炎漢特色」的世界主義道德觀,「極高明而道中庸」。但很不幸漢儒、乃至於後世的儒家都滿足於小康之世,缺乏改革進步到大同治世的動力,滯塞了兩千年中華文明。

事實上,古代的主流思想大多是崇善、追求天下大治的。《韓非子》說三綱,「三者順則天下治」;《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都是博愛。大乘佛教的菩薩「捨己渡人」,利他程度似乎更在墨家「兼愛」的本意之上,只是墨家實踐起來又近似菩薩。五斗米教講「互助互愛,思過修善」,也是崇善。真要將各家學說分出博愛程度的高下並不容易,比如同為道家,老子似乎比莊子更在乎天下大治,同為儒家,孔子的大同理想又比一般漢儒高遠。十分粗糙地說,墨家、佛教的利他程度最高;儒家、道家高過法家、道教。道士閉關修煉,如果能做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似乎還比「我飛昇後,哪怕洪水滔天」更加博愛。

蜀漢人的博愛

蜀漢人受到以上這些思想的薰陶,內心自然向善,追求利他。墨家沒落已久,拋棄國界,為天下人奔波的志士即使有,也應是少數。打開《(三國志)蜀書》,劉璋投降的理由:「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還挺切合博愛,可惜他沒有墨家救世的才識。

蜀漢人的榜樣莫過於諸葛亮。諸葛丞相掌政,不圖利私人,國家安和樂利,但他發動北伐,讓兩國死了好幾萬人。在博愛的標準看來,諸葛亮與其追隨者做到了「犧牲自己,造福國人」的層級,在當時已是「善人」的典型了。今日的主流價值觀也是國家這個層級的。這既是受儒、法「忠君」的愛國核心思想影響,也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現實情況,本來一些國際事務就有叢林法則的意味,一個國家若當劉璋,就會受「列強」欺負。要改善這樣的「人類內鬥」現象只能推行更強大、完善的國際政治體制,如聯合國、跨國非政府組織,改變正在發生。

說回蜀漢。若不能造福國家,次好的蜀漢人也能顧好三綱五常,犧牲自己,造福君王、親屬、鄰居朋友,追求《中庸》裡孔子說的「君子之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先一步利他。再次一級的,能平等對待自己與他人,努力實行《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隨時想到這個也不簡單了。

蜀漢人也可以儒道墨法都不信,只信孟子口中的楊朱,更可能的是他不認識楊朱,卻與他暗合。蜀漢末年黃皓黨羽提拔親信,枝葉茂盛,遍布朝野,吏民比例近三倍於吳國,使國家走向滅亡,損害了多數國人的利益。客觀說他們的確是「為我」的「惡人」,落在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點以下。這樣的蜀漢人佔多少比例呢?可以參考以下幾則史料:

:point_orange: <三國志.劉二牧傳>:「(劉璋)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point_orange: 裴注引《漢晉春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point_orange: 裴注引《襄陽記》: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

這樣看來蜀漢善人真多!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群下」、「左右」都是黃皓時代之前的官吏、「十萬之眾」都是愛國、愛領袖的士卒,不是一般百姓。

:point_orange: <三國志.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可能郡守募不到兵。)
:point_orange: <譙周傳>:「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看來許多蜀漢百姓心裡沒有「大我」,但這也是正常現象。即使今日的知識、教育比起近一千八百多年前普及許多,假設世界資源總量不變、通貨膨脹有限,那麼「賺錢」其實也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自己的錢多了,其他人就錢少了,但感謝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普世價值,一般人不會覺得賺錢是壞事,竟還是「做人成功」的依據呢。當然經濟發展也會帶動生產力增加,使得物質更富裕,如果不因此破壞環境使子孫受害,許多行業本身也可說是利他的「行善」,利己與利他雙贏。儒家沒看見這點而抑商,也造成社會發展遲緩。而商人賺來的錢也能做善事,比如很多資本家要捐出全部財產,只是大部份人似乎更願意把賺來的錢留給子孫。總之,資本主義為什麼能一時戰勝社會主義,也就是因為當代平均人類「利己」的動力大於「利他」。

比起求利,「求名」的損人利己性更加明顯。比如皇帝只能一個人當,自己佔了名額,其他人就沒了,很難造成雙贏,除非出名的原因是發現了一個辦法,使得人腦記憶力增強,能記住更多人的名字。蜀漢年代的爵位雖然沒有食邑,卻是父死子繼的,所以出名也能讓子孫受益。

總之,求名、求利、犧牲大多數人利益而造福自己、與自己周圍少數人的,其實佔了社會的很大一部份,也是社會所允許的,這才是人類的常態。這樣一來,似乎不應該叫他們「惡人」,不概叫他們「醜陋的世人」,而該叫「常人」。就像今天網路小說的主要受眾是年輕人,讀者歡迎主角發達的情節,收集錢、權、名、美色。這本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太苛責。只要同時重視適合成年人看的書籍,多寫、多讀超脫了利己主旨的故事。

回到蜀漢年間,各家教化多是勸人為善,只是程度、方法不同,但當時人絕大多數是農民,沒能受正式教育,頂多是鄉裡面的「三老」與長輩、父母從小耳提面命。可以想見,大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還真會變成劉禪、黃皓,甚至還不如他們。(自詡)有道德、有見識的人,往往把世人說得十分不堪;但事實上,教化盛行時,人往往會本能做善事、當善人,遵守禮教,只是偶爾沒發現自己做的是壞事,或者一做了壞事的開端就被阻止,而侍中董允死後劉禪與黃皓沒人阻止,國事才江河日下。所以腐敗既是素質問題,又是制度問題,也許兩千多年前的戰國人才天真地以為只是其中一個的問題。

最後,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以「博愛」為軸,極端的利他是 1 ,極端的利己是 0,利他等於利己是 0.5,而蜀漢人的善惡觀是常態分布的。受到各家教化影響,蜀漢社會平均總該高過 0.5,在諸葛丞相任內因為言教、身教、較完善的法治、人治而上升,或者說向 0.65 (隨口編的) 的忠君思想、0.75 的國家主義收攏。蜀漢末年黃皓勢力抬頭,博愛平均又向下滑,甚至低過 0.5 ,但也可能因為權威約束力下降,人民比較自由,因此博愛程度還分布更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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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在諸葛亮時代,出現了一個博愛程度高達 0.98 的墨家傳人,坐在太學前面絕食,反對丞相北伐、殘殺中華同胞,甚至想動身到陳倉城去幫郝昭守城,他距離忠(漢)君思想、國家主義已經太遙遠,很可能被一般人誤會成「漢賊」、魏國細作而被捕下獄。諸葛亮喜歡躬親斷案,又是天下奇才,總是開明一些,也許請他搬去汶山郡,陪廖立一邊種菜一邊倡所欲言。但到了黃皓時代,公開拿劉備、劉禪的名字宣傳亡國論的譙周反而沒事,還真是寬鬆了。但黃皓黨羽為自己親信謀福,倒成為官場的常態,人民或許又見怪不怪,反而恨自己沒那機會分一杯羹。古今人類相似甚多,於是歷史不斷重演。

即使在(自詡的)聖賢看來,「世道」相對汙濁,舉世相對沉醉,人類的未來還是挺樂觀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民間因為物質、精神生活豐富,正自覺朝向墨家、世界人民大團結的方向前進。相信中國各方面繼續發展下去,中華文化求善的動力也會更加強大,還會出現更多的墨家,為世界其他人民奔走謀福。那樣的中國便完美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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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2) 平等(上):階級與貧富差距

帖子 maltz » 2015-03-10, 02:22

蜀漢思想研究 (2) 平等(上):階級與貧富差距

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在寓言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 裡有句名言:"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意思是動物們即使表面上講好平等,特權階級還是出現了,還不承認。

寓言小說以動物世界諷刺人類的偽詐,但完美的平等似乎又有前一節所說的黑白分明、不易實行之嫌。先秦諸子裡極端的「平等主義者」是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的農家。<孟子.滕文公>記載農家陳相主張:「布帛長短同,則賈(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價)相若」。孟子不以為然:「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意思是天生賢與不肖,賢者治國比重田更重要。孟子並非鼓吹極端的不平等。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人本。孟子在<離婁篇>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所以到頭來,儒家追求的執中「更平等」又較為人所接受,更符合實際人類狀況,只是在黑白兩極之間還有很多彈性調整、優化的空間。

兩種平等

以下對許多網友可能是基本常識,但以防萬一還是贅述一次。英文裡有兩個字講平等。平均分配名、利、乃至一切使人幸福快樂的資源,在英文裡叫 equality。此外還有一種平等叫 equity,是程序的公平。比如奧運比賽,跑者同在起跑線上等待槍響。即使跑最快的人名利雙收,銅牌以下其他人什麼也沒有,卻是所有參賽者同意的規則,一視同仁。但這樣的獎勵分配似乎又不夠「平等」,畢竟前三名也許只比第四名快了一點點。在實際應用上,一個傳令兵跑馬拉松報告戰果,晚幾分鐘到達目的地,差別並不大,何必在乎?

其實 equity 依照情節輕重還可以再分為「立足點的平等」與「機會的平等」。比如全部參賽者在起跑線開跑,就是立足點的平等。但如果今天有個裝著義肢的殘障跑者,讓他提前五秒起跑,給他多一點機會贏,這就是機會的(更)平等。當然沒有奧運比賽會這麼幹。但現代常專為殘障人士設置靠近建築物入口的車位,表面上是特別優待少數人,分配既不平等,立足點也不平等,但這些設施有助於少數人取得正常人一樣的機會,如下車後使用一分鐘以內進到圖書館去。

分配平等可以看成是「終點」的平等,制度公平可以看成是「起點、過程」的平等,兩者都很重要。這一節只看分配平等。分配平等與上一節講到的博愛有許多相通處,當社會、經濟地位的優勢者鼓吹平等分配,就是前一節討論的「利他」;但是社經弱勢者如此要求,除了對理想社會的抱負外,卻又不免有「利己」的成份。所以「左派」自然是社會(求善)的知識份子與(求發達的)苦難弱勢。無論是利他還是利己,分配平等都是可以客觀定下的指標,比如現代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測量社會上的收入差距。蜀漢年代沒有這樣的數據發明出來,但也可以從史料中找到一些依據。

(1) 奴婢、賓客、部曲

古代糧食生產效率不高,絕大多數人民是農戶,才能養活天下。農民的財產就是土地。善於經營者兼并、購買土地,漸漸成為較大的「地主」,反之可能迫於生存而賣掉土地,成為佃農,若碰上荒年就要欠債,欠得多了只好賣身償債、成為地位低下的男奴、女婢。亂世常有虜人作奴婢、小妾的事。奴婢沒有工薪,他們既然被賣入主家,就是主家的財產,是社會上最窮困的階級。王莽曾限制地主擁有的土地,又禁止奴婢買賣,而本來漢代可以買賣、贈送奴婢。比如劉禪投降了,魏帝(其實是司馬昭)下詔送他「奴婢百人」,而李密上《陳情表》,晉武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養祖母。而劉備娶了孫權的妹妹,「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應是東吳帶陪嫁過來的。

人類文明裡的小部落自然兼併為大國,今日的眾多小公司自然被大公司購併;或許因為前一節說到的人類「利己」的本能強烈,缺乏朝廷控制的社會總免不了弱肉強食,富者益富,而喪失了土地、賣身為奴的農民也就愈來愈多。古代也有商人階級,商人也是越來越有錢的。但地主、商人、乃至一切豪強也許並非有意「行惡」,他們可能在自己的莊園內達成「大治」,手下的佃農、奴婢、雇工、妻妾相當快樂。只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看,當人類滿足以「國家」為利他的終極目標,那麼在國際上每個國家其實極為自私,也容易幹出「反人類」的罪行。同理,若員工以「公司」為利他的終極依歸,那麼各公司之間自然無所不用其極地惡性競爭。這一系列研究的是一整個國家、乃至一個時代人類的思想,因此使用較宏觀的視角。

西漢文帝時晁錯上《論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東漢光武帝劉秀曾下詔釋放亂世裡新增的奴婢,收錄在《漢書》本紀中:

:point_orange: 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point_orange: 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point_orange: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point_orange: 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為庶人。
:point_orange: 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point_orange: 益州民自(建武)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人;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注:有關當時家奴的實際工作,西漢王褒《僮約》極有參考價值,也是當年民間生活的真實寫照。

兼併雖然是自然發生的事,國家卻加以打壓。為什麼?現實一些看,地主、富商的勢力壯大,就可能叛亂、篡位。此外豪族、富商對外的自私行為也會破壞國家整體的和諧,比如窮人被逼不得已,還會聯合起來「武裝起義」。再說知識份子常求善、比較常人博愛些,相信「天地之性人為貴」,大多有改善窮苦佃農、奴婢生活的信念。大抵人逐漸成長,總是更有同理心、更加關懷全人類的,不必教化也能自悟出道理。

漢末公權力衰弱,天下紛亂。看人口統計,184 年還有一千一百萬戶,東漢全國五千多萬人,到了 217 年竟然只剩三百萬戶;此後經過三國時期, 280 年西晉統一,剩兩百四十餘萬戶,一千六百萬人。一般認為亂世中流民增加,不易統計,而附屬人口(如奴婢)申報常有隱瞞,但人口大幅減少也是事實,比任何近代災難都慘烈得多。在朝不保夕的亂世裡,人民缺乏安全感,必須更加關注實際的資源如糧食、財富,才能渡過難關,於是依附豪族的人口比例自然更高。

上面數據顯示東漢晚期平均一戶有五、六口人,到了西晉初期又多些,一戶有七、八口。但當時的豪族戶口遠不止這個數目。麋竺是東海郡朐縣(今江蘇連雲港)的富商,《三國志》本傳說他:「祖世貨殖,僮(未成年的奴婢)客萬人,貲產鉅億」。他一出手幫劉備,就是「奴客二千」。「客」全名「賓客」,但怎能把賓客送人?他們應是春秋戰國時代半從屬的「食客」,有雞鳴狗盜混口飯吃的,也有真材實學的。

豪族養奴婢從事生產、生活勞動,又養食客以備不時之需,但家裡財產多,亂世裡沒有武裝保護也不行。於是他們又有了私人的武裝,叫「部曲」。部曲本是國家軍隊的編制,在「軍」以下,約等於今日的「團」、「連」。當地主、富商成為割據勢力或勢力的支持者,他們私人的兵團也帶上戰場,成為真正的部曲。<三國志.李典傳>:說他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霍峻傳>說他兄長霍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裴注引不明出處的<趙雲別傳>說:「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袁)紹不能知。」<魏延傳>說魏延「以部曲隨先主入蜀」。近代呂思勉(1884-1957)考證魏、晉到唐、宋都有部曲階級,他們的法律地位介於庶人、奴婢之間。魏延雖是劉備的部曲,但因為劉備是集團之主,地位自然較高,「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2) 豪族、統治階級

蜀漢立國之前益州的情況,可以上溯到西漢。《華陽國志》說:「卓王孫(女兒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X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戰國齊孟嘗君,有食客三千);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也許蜀地豪族雖然家僮極多,也許生活還挺滋潤。益州富豪依舊存在於漢末,<三國志.董和傳>記載:「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周群傳>說他「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周群的家奴多到拿來站著看天象,幫助主人周群預測天數 (後面再討論當時的「迷信」)。

所以說蜀漢時代的民間富豪肯定不少。裴松之引《零陵先賢傳》,說到劉備取得成都,「軍用不足」,於是劉巴出了三個主意:「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巿」。劉備照做,「數月之間,府庫充實」。發行直(值)百錢,政府厚著臉皮印鈔票,從益州百姓的手裡換來物資。通貨膨脹的結果就是物價上漲,得益了國庫,剝削的卻是所有人 (也包括他們自己)。而<三國志.張飛傳>說:「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其餘頒賜各有差」,賞賜勞苦功高的部下雖是常理,也將大量的財富更平均分配到民間也是事實。裴注<趙雲別傳>說:「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令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所以多虧趙雲,蜀漢社會沒有更不平等。

蜀漢立國之後的資源分配情形可以從檯面上的一些主要人物大致推論:

皇室

比起曹魏明帝曹叡、吳末帝孫皓大建宫殿,後宮數千,都讓晉武帝司馬炎運回洛陽,後宮上萬人;劉備、劉禪父子應該是三國裡面樸素的了--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奢侈的記載。<三國志.譙周傳>說「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譙周上疏勸諫,「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便從太子家令徙為「中散大夫」,升官了。<董允傳>說:「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所以後主的樸素還得靠近臣把持住。黃皓時代就不知如何了。

重臣

丞相諸葛亮曾上表後主劉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薄田十五頃能養多少人呢?<後漢書.郡國志>說東漢墾田七百萬頃,而全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平均一頃田養七人,薄田差一些,加上八百棵桑樹養蠶取絲,也能養活幾十口人。蜀漢百官以丞相的俸祿最高,諸葛亮沒哭窮,只說自己沒特別經營產業。這樣說來,蜀漢一般大臣家裡養著幾十口人應是常態。以下是其他相關記載:

:point_orange: 丞相諸葛亮: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大將軍費禕: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裴注本傳引<禕別傳>
:point_orange: 大將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三國志>本傳引郤正論姜維。
:point_orange: 尚書令劉巴:躬履清儉,不治產業--<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掌軍中郎將董和 (侍中守尚書令董允之父,劉備時代與諸葛亮同掌機密):死之時家無儋石之財。--<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驃騎將軍李嚴:被廢之後,諸葛亮寫給李嚴之子李豐:「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裴注本傳
:point_orange: 車騎將軍劉琰: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車騎將軍鄧芝: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巴東太守羅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三國志>本傳
:point_orange: 光祿大夫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三國志>本傳

所以蜀漢大員們多不愛錢,經營產業。《三國志》陳壽這麼評價諸葛亮時代:「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以古代的標準,應能做到分配平等。但到了陳祇、黃皓時代,又是另一番景象。裴松之引《漢晉春秋》,說吳帝孫休(258-264年在位)派五宮中郎將薛珝到蜀漢求馬匹。薛珝說:「經其野,民皆菜色」。《三國志》說「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民間窮困,黃皓有錢,滿朝大半與黃皓往來,想必也不能清廉到哪裡去。

前面說道蜀漢民間本來非常富有,甚至奢侈,怎麼到後期就變窮了呢?常見的說法是姜維北伐把國家搞窮了,當然本來該屯田的將士去了戰場,糧食出產也受影響。日後討論蜀漢經濟的時候再深入些研究。也可能薛珝「經起野」走的是郊外,但有錢的人都住在城裡。《華陽國志》列舉益州各地大姓豪族,他們自然不住在荒野裡面。

(3) 理念與現實

前一節用常態分布表現了「利他」的價值分布,也許「追求平等」的願望也可以這麼看,少數人有農家思想,追求極度的平等;少數人是既得利益者,擁護極度的不平等;大多數人執中,允許「夫人之不齊,人之情也」。但實際資源分配卻不見得執中,往往非常極端--少數人極大多數的資源,但大多數人幾乎沒分到。比如近日美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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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一共有三條線,一條是 92% 美國人理想中的財富分配,一條是美國人估計的實際財富分配,比理想中不平等些,但或許因為前一節提到人類強烈的「利己」本能,再加上「弱肉強食」的天道,現實的財富分配總是極不平等的。在今日美國,最富的百分之一的人擁有全國 40% 的財富。當今的中國最富的 1% 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富。根據非政府組織 Oxfam 的報告,全球貧富不均逐年惡化,就在今年 2015 全球前 1% 的富人就要擁有超過世界一半的財富了,所以美國、中國還比全球平均好些。

「財富」的本質其實是「用剩的資源」。假設每人「日食一斤」,每年消耗三石糧食(包括其他開銷),而一位農夫年收入四石米,那麼他每年累積一石米的財富。基尼系數就是看收入。美國最富的 1% 佔了全國收入的 20% 左右,稅後則是全國 13%,看來沒這麼可怕,但都是一樣的事。

漢高祖的時候抽田稅「十五分之一」,後來有時三十分之一,有時從古制十分之一,看來都是合理的德政。但沒有自家耕地的佃農還得交私租給地主。比如王莽改革的時候,詔書說當時豪族收田租,實際農民的負擔是「十稅五」,地主比國家可怕多了!以下是王莽詔書原文,從西漢末年的狀況可以推知東漢末年與三國時代,很有參考價值:

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殘罷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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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魏國實施屯田制度,屯田分民屯、軍屯兩種。前者實際上就是國家充當地主,把俘虜、招降、流離的人民用在屯田上。《晉書傅玄傳》記載傅玄在西晉泰始四年 (269 年) 上疏:「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西晉代魏是 265 年的事,既然是施行已久的制度,魏國對待自己的屯田人民,自然是用自家的牛十稅五、用公家的牛十稅六了。但西晉初年還更過份,傅玄接著說:「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高達百分之八十的稅率,不知當時社會福利是不是辦得好。

蜀漢沒有民屯,只有軍屯。今後討論經濟時再研究。

蜀漢朝廷也不能完全免除土豪的威脅。218 年 (蜀漢建立前三年),有「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東廣漢郡)郪(縣)」,「合聚部伍數萬人」,被李嚴討平。乍看之下,數萬人的規模,似乎可以劃作「農民起義」;但《華陽國志》說郪縣的高、馬家「世掌部曲」,這兩家世代都有私人武裝部隊。所以不必太急著黑、白定性成起義軍或叛賊。另外,劉備死後,南中土豪雍闓舉起反旗、後又有少數民族豪帥高定、劉冑舉兵,越嶲郡也有好長時間脫離中央朝廷。

蜀漢不置史,沒有留下王莽這樣的詔書,也不知是否嘗試「平均地權」或「耕者有其田」,免除奴婢、部曲、下妻。文官集團如過夠優秀,如上所列舉,總是比較喜歡追求「利他」的,貧富差距或許有所緩和,但至少蜀漢末世「菜色」的郊區人民被吳國使節看見了。《華陽國志》說諸葛亮平南後,「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又說「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這樣看來蜀漢治南中還特別討好南中大姓,把(比較弱的)蠻夷都變成他們的部曲,出錢出得多的還有官做。裴注引《漢晉春秋》記載了諸葛亮「以夷制夷」的理由:

:point_orange: 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
:point_orange: 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
:point_orange: 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

好歹大姓得自己出錢,二來族群融和,就說是不得已的執中之舉吧。

此外,古代西南夷在漢人眼中的地位很低,常作奴婢,比如<漢書.西南夷列傳>就記載「巴屬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莋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僰(bo2)是一支西南夷,幼童被當作牲口一樣販賣,與上面王莽詔書所說同。所以能拿金帛而成為漢人大姓的部曲,雖然還比不上庶民,對當時的西南夷來說或許也非壞事,留下來可能還被自己人抓去賣給漢人作奴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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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3) 平等(下):制度與仕進機會

帖子 maltz » 2015-03-11, 06:55

蜀漢思想研究 (3) 平等(下):制度與仕進機會

古代有「士、農、工、商」四民,以讀書人「士」最尊貴。當然理想中的士人不慕榮利,一心挽回亂世至小康,返回(所謂)純樸的上古民風。無論是為了名利還是影響力,「士」是古人主流的願望,但是否大家都有平等的機會呢?以下討論四個條件:天資、財力、階級限制、仕進制度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天資的不平等似乎無可挽回。人類對「才能歧視」習以為常了,只有當才能相距遙遠,才會產生同情心。但古代總有些人,如農家、道家、玄學家、佛家、甚至說出上面《中庸》記載那句話的孔子,能超脫才能的歧視 (或許因為他們程度極高,看誰都是憐憫),才發出了「不分賢愚」的絕對平等理想。當成做人的宗旨、世界的理想很好,民主社會裡「一人一票,一票一值」,他們的理想真實現了不少;但古代社會制度權力分配不均,資源有限,知者、賢者的數量遠不及愚與不肖,讓劉禪這樣的庸才大量掌權,必然影響群體效率與競爭力。於是主流思想再找到執中的平衡,要選「賢」舉「能」。

財力也得看造化,生在窮人家,為生計發愁,讀書的時間少些,但也有鄧艾以放牛娃發跡的例子,他碰見老吏貴人,又有司馬懿賞識提拔,最後因防衛姜維北伐、平蜀軍功(短暫地)位極人臣。蜀中文人學士秦宓、譙周、郤正都曾經貧困,卻也學有所成。

雖然史料上常有「廢為庶人」,但庶人不是最低的階級,庶人下面還有前面提到的部曲、奴婢。部曲能靠戰功晉升,奴婢就沒這麼多機會了。商代主人死了,奴婢還得殉葬,周代以後文明進步,才改成陶俑。當時奴婢的來源,除了上面提到的賣身償債、被武力擄來,還有罪犯、戰犯及其家屬,他們本身已經有罪。除非像秦末的黥布 (本名英布,受了「黥刑」--臉上刺字) 從徒役逃走,成為盜賊,加入反秦「義軍」立功才行。蜀漢相關史料裡也找到兩個奴隸作官的特例:

:point_orange: 劉璋時代,州書佐廣漢人彭羕誹謗劉璋,被「髡鉗」(割去鬚髮) 為徒隸。彭羕雖是奴隸,但他抓住劉備入蜀的機會,直接找上軍師龐統 (看來他的行動還挺自由),相談甚歡,而法正本就認識他,同時推薦給劉備。劉備在葭萌關見了彭羕,十分滿意,「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劉備領益州牧,彭羕擔任州府的「治中從事」,從光頭徒隸一躍成為政權核心人物。

:point_orange: 鄧艾被冤殺,諸子在洛陽被斬,孫子流放到西域,九年後司馬炎下詔:「(鄧艾)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郎中在尚書台,低於尚書郎。

鄧艾本是太尉,謀反罪實屬冤枉,孫子也該平反;而彭羕本是州吏,又是敵對陣營的奴隸與人才,劉備不必在乎。蜀漢當年其餘的奴隸是否能依才德舉用,史料沒有例證。一般的奴隸能免為庶人就很不錯了,比如蜀漢滅亡後,晉武帝司馬炎下詔,把蜀漢戰死於陽安關城、關中都督傅僉 「沒入奚官」(淪為國家養馬役工)的兒子傅著、傅募「免為庶人」,也沒賜他們官職。

仕進制度也有公平與「更公平」之分。可以做一張類似上一節的假想圖,比如在較公平的制度下,社會、經濟地位前 1% 的人擁有 20% 的仕進機會;較不公平的時候,社會、經濟地位前 1% 的人或許擁有 50% 的仕進機會,甚至更多。

魏的九品中正

有薦於漢末察舉制度淪為地方門閥營私的工具,賄選成風,無才無德者彼此吹捧包蔽,曹魏自開國(220 年)起施行「九品中正制」,將選拔人才的任務集權於州、郡的「中正」官,從中央指派有識人能力的優秀官員負責評價本籍人才,分成九品,吏部尚書再依據品級分派官職。陳壽在西晉初年擔任過家鄉巴西郡的「小中正」,李密仕晉後做過州的「大中正」,《華陽國志》說他「性方直,不曲意勢位」。

其實九品中正制度本質上也是察舉,只是察舉的任務從州刺史、郡守、縣令轉移到中央指派的州、郡「中正」身上。這並沒有去除察舉者主觀判定的制度性缺限--若「中正」本身也腐敗,九品中正的公正性就與漢末的察舉無異了。

而九品中正制還有一項新標準。「中正」評價人才,除了看才能道德,還得看家世--祖、父的資歷、爵位。這樣一來,祖先若沒做過大官、封過高爵,子孫的品級也限制在中品或以下,無法做大官。當時豪族本就已經充塞朝廷,九品中正制在制度上保障了他們持續壟斷仕進機會。對於寒門,九品中正制本身比察舉更不公平;對於豪族,或許要覺得這個新制度「更公平」了呢。我家祖先替曹家打天下,對我們好一點也是應該的。

前面討論過蜀漢在南中拉攏大姓的情形,是基於邊疆不穩定局勢的妥協,但沒在全國照辦。難道魏國也是情非得已,為了政局穩定而拉攏門閥?當時天下三分之勢明朗,曹丕接受漢獻帝禪讓當了皇帝,要說政局不穩,應追溯到曹操時期,但曹操「用人唯才」,也沒考慮家世,連品德都不管。所以曹丕上台弄出這坑爹的政策,倒不如說是漢末門閥大族趨勢又成,樂於利己自肥。而多一分考慮家世,就少一分考慮才德,朝廷自然加速墮落、腐敗,於是魏晉朝廷又是門閥營私的殿堂。西晉劉毅 (216-285 年) 批評當時朝廷「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建議晉武帝司馬炎廢除九品中正,後來連微小謹慎的(司空)衛瓘也建議復古為鄉議制,事見《晉書》劉毅本傳。所以當時西晉中央的「中正」應該已經比地方還腐敗了。

孫吳沒有專門照顧豪族的制度,但也是與江南大族共治,如吳郡四大姓--朱、張、顧、陸。孫吳前後十一位丞相,顧雍、陸遜、朱據、陸凱四位就是出身吳郡吳縣的豪族。此外吳國豪族的規模相當大,「僮僕成軍,閉門無市」。孫權賞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應不是指官吏三十人,而是尋陽官方的屬民,如奴婢),死後又給他「守冢三百家」;蔣欽死時給「民二百戶」;陳武死時給「復客二百家」,復客是免除田賦的佃農。連朝廷都主動拿人民賞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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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的察舉

蜀漢有別於魏、吳兩國重視豪族,依然承襲漢制察舉。前面介紹過,察舉的標準是德行、經學、法斷、智略,而諸葛亮重視「德、才、學、識、能、忠、義、信」,世代為官、封爵與否,理論上不是問題,實行起來的成效端看察舉者的程度而定。當然超脫一些,用農家這樣絕對平等的標準看,察舉制度也是歧視愚與不肖,但這也是挺合理的執中,即使今人也不反對。

近年書上、網路上常見一種說法,蜀漢滅亡是因為他們不刻意重用益州豪族,得不到益州的人才;當初劉備帶來的外來人才逐漸凋零,孤木難支,末期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廖化是荊州襄陽人)的情形。但理論上不刻意討好豪族才能保障才德優秀者的仕進,怎麼還「得不到人才」呢?要研究這樣的說法,首先得確任蜀漢是否真的不重用益州豪族,以下列出蜀漢歷任益州籍的重臣,看看裡頭有沒有豪族:

參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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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_orange: 張翼 (?-264年),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封都亭侯,犍為武陽人。蜀漢末期僅次於姜維的武官,排名齊右車騎廖化,而武官以左為尊。《華陽國志》說犍為武陽「特多大姓」,一共有十二個(但脫字亡佚,已不全)。張翼的確出身顯赫,祖上是東漢司空張浩,廣陵太守張綱(98-143年),皆有名聲事跡,這在九品中正制是該加分的。張翼本是州書佐,建安(192-220年)末年劉備時代舉孝廉,派任江陽縣長。

:point_orange: 王平 (?-248年),鎮北大將軍,封安漢(縣)侯,巴西宕渠人。性格「忠勇嚴整」,活躍於諸葛亮北伐,又在蔣琬、費禕時代鎮守漢中,在興勢之戰一戰中大挫魏軍。王平本給外家何氏撫養,所以曾經姓何,後來才復姓王。《三國志》本傳說他:「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所以王平絕不是世代為官的,再加上被寄養於外家,應該也不是豪族。《華陽國志》也沒記載宕渠任何大姓,只說它「先漢以來,士女賢貞」。

:point_orange: 句扶,左將軍,封宕渠侯,巴西漢昌人。「忠勇寬厚,數有戰功」。

:point_orange: 馬忠 (?-249年),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亭侯,巴西閬(lang3)中人,「處事能斷,威恩並立」。馬忠主要的功績在南中,與王平在北、鄧芝在東,同是蜀漢邊疆大將。馬忠又曾在費禕不在時北上成都,平尚書台事。《三國志》本傳說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華陽國志》說閬中有大姓「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所以馬忠在閬中兩個大姓之間外養,再看他的性格「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嘲)大笑,忿怒不形於色」,挺像豪族出身的。馬忠本是(巴西)郡吏,建安末(劉備時代)舉孝廉,除漢昌長,與張翼類似。

:point_orange: 黃權 (?-240年),鎮北將軍,巴西閬中人,上面說黃姓也是閬中大姓。黃權隨劉備伐吳,劉備兵敗,黃權退路被斷而降魏。裴注引《漢魏春秋》說他回答魏文帝曹丕說:「臣與劉、(諸)葛推誠相信」。黃權降魏後蜀漢的有司執法,要收黃權妻子問罪。劉備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黃權留在蜀漢的兒子黃崇是蜀漢末年的尚書郎,隨諸葛瞻父子戰死於綿竹。

:point_orange: 張嶷 (194-254年),盪寇將軍,封關內侯。巴西南充國(縣)人。平定廣漢、綿竹山賊,收復夷帥叛據的越嶲郡,治夷有功。《華陽國志》說南充國「大姓張氏」,而《三國志》說張嶷「放蕩少禮」,又有「黨道信義」,看來也有豪族的性格特徵,但張嶷曾經因為治病而「家素貧匱」,還是朋友為他「傾財醫療,數年除愈」。這樣看來他又不太「土豪」。

:point_orange: 李恢 (?-231年),庲降都督、交州刺史,安漢將軍,封漢興亭侯,建寧俞元人。《三國志》說李恢從前「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前面介紹過南中大姓有:「焦、錢、雍、婁、、孟、量、毛、」;李恢既然是大姓爨習的外甥,很可能出身豪族李氏。李恢的姪子李球是蜀漢末年的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戰死於綿竹。

:point_orange: 柳隱,黃金(諸)圍督,蜀郡成都人。《華陽國志》說他「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事設計,當敵陷陣,勇略冠軍」。《華陽國志》記載成都縣有「、杜、張、趙、郭、楊」。

:point_orange: 彭羕,益州治中從事,江陽太守。廣漢郡人。舉茂才。從奴隸被重用。

:point_orange: 楊洪 (?-228年),蜀郡太守,益州治中從事,犍為武陽人。「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point_orange: 何祇,廣漢太守,蜀郡人。有才策功幹。《三國志》特別稱贊諸葛亮能迅速用楊洪、何祇兩人,「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幫張嶷「傾財醫療」的就是他。

:point_orange: 張裔 (約166-230年),輔漢將軍,諸葛亮署府事留府長史,蜀郡成都人。為人「膚敏應機」。張是成都大姓。

:point_orange: 秦宓 (?-226年),名學士,諸葛亮益州牧別駕從事,長水校尉,廣漢綿竹人。安貧。

:point_orange: 周群,儒林校尉,舉茂才,巴西閬中人。善觀天數。前面說富到能派家奴上樓看天氣的就是他,雖然周還不是閬中大姓。

:point_orange: 杜微,儒士,梓潼涪縣人。諸葛亮開府,想辟他做主簿,告老堅辭不受。拜諫議大夫。杜是涪縣大姓。

:point_orange: 尹默,儒士,軍祭酒,太中大夫,梓潼涪縣人。子尹宗是太學博士。

:point_orange: 杜瓊 (約180-250年),儒士,善占星命理。大鴻臚、太常,蜀郡成都人。杜是成都大姓。

:point_orange: 李譔,儒士,兼通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右中郎將,侍(劉禪)太子,梓潼涪人。李也是涪縣大姓。

:point_orange: 李福,江州督、揚威將軍、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梓潼涪縣人,李是大姓。為人「果銳」。

:point_orange: 譙周 (201-270年),儒士,光祿大夫,總州之學者,侍太子,巴西西充國人。

:point_orange: 楊戲,蔣琬大司馬府東曹掾,二郡太守,射聲校尉。犍為武陽人。

:point_orange: 李密 (224-287年),尚書郎、大將軍主簿,犍為武陽人。

:point_orange: 王謀,劉備益州別駕(從事),太常。漢嘉郡人。

:point_orange: 何宗,大鴻臚,蜀郡郫縣人。

:point_orange: 文立,大將軍費禕東曹掾、尚書,巴郡臨江人。

:point_orange: 李邵 (-225年),諸葛亮西曹掾,南征時留為治中從事,廣漢郪縣人。為人思考細心。諸葛亮考察姜維才能,曾說「永南(李邵)、季常(馬良)諸人不如也」。李邵之兄李朝是劉備的益州別駕從事(-220年),為人「篤常」。另一個兄長李邈(-234年)拜安漢將軍。李是郪縣大姓。

:point_orange: 姚伷 (-242年),諸葛亮曹掾,尚書僕射,巴西閬中人。諸葛亮特別希望諸曹掾學習姚伷推薦文武之士。

:point_orange: 馬勳,劉備別駕從事,巴西閬中人。馬是閬中大姓。

:point_orange: 馬齊,諸葛亮曹掾,廣漢太守,尚書,巴西閬中人。

:point_orange: 常忌,廣漢雒縣令,蜀郡江原人。父親是漢中、廣漢太守。常是江原大姓。《華陽國志》的作者常璩就是江原人。

:point_orange: 常勖,蜀郡郫縣令,蜀郡江原人,常忌族兄弟。祖父是永昌太守。

:point_orange: 任元,犍為太守,執金吾。蜀郡成都人。

:point_orange: 壽良,儒者,父祖二世犍為太守,蜀郡成都人。

《華陽國志》說劉備進位漢中王時,蜀中人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華陽國志》又記載當時蜀人一句話:「前有王、句,後有張、廖。」除廖化外,王平、句扶、張翼都是益州人。所以說不重用益州人因此「蜀中無大將」的,還沒看見與廖化齊名的三位益州將軍。

蜀漢末期真的缺益州人才?戰場上還有左車騎將軍張翼、黃金督柳隱、羽林右部督李球,而這三人都有大姓背景,柳隱堅守黃金,一直到後主投降了才開城,李球率羽林軍戰死在綿竹關,張翼死於成都兵亂,似乎都不是忙著自己逃命的人。亡國時文職有尚書文立、尚書郎黃崇(戰死綿竹),而先前諸葛亮開府也重用許多益州人士,許多也出身大姓,名列九卿。

蜀漢滅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益州人巴西陳壽寫《三國志》,益州人蜀郡常璩寫《華陽國志》,把蜀漢滅亡的原因歸咎於(1) 無能的後主劉禪,(2) 深受後主寵愛,但是讓有識者失望的尚書令陳祗,(3) 奸險弄權的中常侍宦官黃皓,(4) 頻繁用兵的大將軍姜維,(5) 無力矯正沉淪朝政的衛將軍諸葛瞻、輔國大將軍董厥、尚書令樊建。而兩人都沒提到蜀漢滅亡得怪察舉制度沒討好土豪。再說魏晉也就亡於惡化的門閥政治,說蜀漢因為沒拉攏豪族而亡國,只是因為蜀漢是被外國進攻而提前滅亡,而不是自己先從根部潰爛倒塌。

察舉制度選拔的是才識優秀的士人,蜀漢除了在南中妥協,並不特別優待豪族,無論是益州還是荊州籍。但因為蜀漢本身在益州,所以土豪正好是益州籍的。而荊州等外地引進的人才也相當優秀,相對自然擠壓了本地人的機會。這樣一來,在劉璋時代佔大便宜的土豪,尤其是自身才識差些的,今不如昔,如下圖,可能就出現「被壓迫」的想法,像今天不少外國人怪中國移民搶了他們飯碗。必須承認的是,蜀漢實質的文武「一把手」的確從來沒讓實際益州籍貫的人士做過 (即使謀主法正、侍中守尚書令董允都有益州背景),這只能說是巧合,益州正好沒出現極度出色的接班人才。而上諡號的大臣一共十二人,卻沒有一個籍貫益州的(大多是開國功臣),這可說是「外來政權」的原罪。

諸葛亮北伐徵調不響應,姜維打敗仗而有民怨,這都是人的自保常情,人民就是這樣的,要說這是因為益州人已經對蜀漢朝廷產生消極的抵制,也許也真有,但應不是全面的。蜀漢滅亡的最近因是陽安關城的蔣舒投降給胡烈(鍾會麾下護軍),江油關的馬邈投降鄧艾,如果這兩人真是心懷不滿的益州土豪,那麼倒真可以把蜀漢滅亡與缺乏本地豪族的支持扯上些關係。但這些只是憑空假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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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才德兼優者自然歡迎不計出身的制度,不僅因為這樣更公平,更符合他們內心的真理,也因為這個制度是對他們平均更有利。察舉制也照顧賢能的豪族,如張翼、馬忠、周群,(周群是因為預言說中了舉茂才,今天看來這不算實學),還能起用出身非豪族的益州人才,如彭羕。再加上徵辟、官學、吏道,蜀漢益州人才濟濟,最多說他們錢財虧虧,但亡國時國庫裡還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比較當初賞諸葛亮、法正、關、張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不能算窮)。一個制度有利有弊,不能只看一半。與現實妥協常是捨遠求近,堅持理想常是捨近求遠。站在兩千年後的中國角度看,三國都是中國的一部份,誰滅誰差別不大,但捨近求遠才容易進步。

再站開一步看,益州人、外來人都是漢人,他們一同歧視羌胡、西南夷,買他們的孩子做奴僮,很可能是少數民族「叛亂」的動機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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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4) 自由(上):生存需求與壓力

帖子 maltz » 2015-03-13, 01:32

蜀漢思想研究 (4) 自由(上):生存需求與生存壓力

前面說平等分兩種,一般說自由也分兩種。第一種是消極自由,免于被干涉的自由;第二種是積極自由,是能做想做的事的自由。兩種自由的分界相當模糊。可以用美國心理學者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等級 (Hierarchy of Needs) 來理解,許多網友應該已經熟悉這個理論,以下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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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許多需求。最基本需求是維持生命,空氣、食物、水、睡眠、上廁所,還有傳宗接代的性欲。自低等動物起都有這些生理機制。所謂「飽暖私淫欲」,都還在這些基本的需求裡打轉。

基本生理需求滿足後,人就想到健康、財產安全,工作安定,居安思危,想到儲存物資、以備未來困境,比起當下求生,可說「有些遠見」。物質資源儲備了,再上一層是儲備友情、親情、愛情這些精神資源,困難時便有依靠。再往上是追求自信、自尊,自我特色。最上層則是「自我實現」,如追求至善、知識、經歷、使命感、創新、充份發展所長等等。

在需求等級理論看來,人先滿足眼前「近利」,接著追求物質、精神的「遠利」,再來追求自尊這樣的「名」,真要達到自我實現這一步時,其他條件已經大致滿足了。在有幸站在頂層的人看來,社會總是充斥著「見識短淺」的「名利薰心」,但看來這是天道常態。藉著文化教育,人在充份滿足名利之前,領悟、牢記了前輩精英的智慧,跳級到「自我實現」的那一層去了。但人都得還是面臨基本需求的誘惑,於是教化的副產品就是嘴上掛著聖賢大道理,但實在是替自己打算的「偽君子」。古代道家一見這個,或許要說儒家禮教害人。但對於社會,偽君子本身雖然是件壞事,但教化把世間本該專注於滿足低層須求的「真小人」提升成「偽小人」(根據半杯水理論,偽君子換個角度看就是偽小人,同一件事) ,這功勞也不能忽視。

兩種自由的本質

說回自由。滿足低層、基礎需求就是「消極自由」,比如「找食物的自由」叫作「免於饑餓的自由」,聽來神聖一些,民以食為天,怎能讓百姓餓死呢。滿足高級的需求就是「積極自由」,比如「免於無知的自由」叫作「追求知識的自由」。百姓沒知識也活得挺好,只是常被恐懼與憤怒困擾罷了。道家卻認為世人沒知識就會回歸純樸,大概就是晉惠帝司馬衷的狀態了。

所以消極、積極的自由本質上一樣,都是滿足人類需求,只是需求層級先後高低不同。端看當代社會把「基本人權」的基準線畫在哪裡,在人權線以上,可有可無的就是積極自由,人權線以下,必須擁有的就是消極自由。譬如「選擇性取向的自由」(如同性戀) 本是保守社會不容許的,在現代社會逐漸成為基本人權,於是選擇當同性戀就屬於「免於性取向歧視」的消極自由。蜀漢年代的自由狀況如何理解?或許可以畫一張圖,亂世中絕大多數人只能顧好與生存相關的「消極自由」,治世中有更多人可以追求精神、名、自我實現這樣的「積極自由」。當然,即使是治世,離人人自我實現的終極自由還遠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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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續漢書記載:「建安七年(202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當時似乎把人變裝、變性看成天意,是改朝換代的徵兆。當年天下大亂,不必有見識也知道漢朝該玩完了,很容易往這上面聯想吧。

管理者、被管理者

兩種平等,一個是資源分配的最終結果,一個是資源分配的起點與過程規則;兩者都在討論「資源分配」--(a) 賢能是否應該分到更多資源?大多數人接受。(b) 賢能是否真的分到更多資源?得看制度多「公平」。(c) 實際分配得多的,是否該讓出一點給分配得少的?馮驩(huan1)替家裡有「三千食客」的孟嘗君買義,燒了封地百姓的借據,孟嘗君還不高興。人性如此,指望富人做慈善,貧富差距就得逐年提高,如當今世界。統治者總得下詔解放奴隸。

如上所述,兩種自由用一個概念貫通,就是「滿足需要」。當社會上一小群人得天獨厚、或者經過後天努力成為統治者,他們就有了「管理眾人的事」(政治)的積極自由,「自我實現」了。那麼 (a) 賢能是否應該成為管理者,取得控制他人行為的權力?大多數人同意。(b) 賢能是否真的成為管理者?同樣需要制度「公平」。(c) 管理者是否願意分一點「積極自由」給被管理者,讓他們也能做想做(但可有可無)的事?如果管理者是社會上比較賢能的一群人,被管理者就是比較愚昧無知的。管理者就得問自己:(d) 當下的被管理者究竟升到了哪一級的需求,他們在滿足自己需求的過程中,是否要危害群體?還是他們已經擁有自我實現的需求與能力?朝廷是否應該剝奪一些人自我實現的自由,制定律令約束還在基本須求層次打滾的?「亂世用重典」就是這個思路。

戰場上兵卒受制於伍長、什長、屯長(都伯)、軍侯、尉校、將帥,層層壓制監視;退後的,不保持隊型的,甚至喧嘩的都要「立斬」。為什麼不讓人逃?不讓人脫隊、說話?因為他們不想兵敗如山倒,不想暴露行動,他們要活下來。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個體的自由受到嚴重擠壓,不衝上去殺(敵)人就是死路一條。以下做一張圖,表現「自由行動的空間」(也可說是基本人權)與生存壓力呈負相關。即使擁有人權、自由的理想,在艱困的環境下也只好執中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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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很多人面對朝廷的高壓統治,高喊「不自由,毋寧死」。他們這麼勇敢,應該不會在戰場上後退;而是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活在戰場上,即使統治者常以生死存亡一類的理由剝奪他們的自由。也許統治者更正確,也許他們才看得更清楚。人有不同的觀點與性格,同樣是暢所欲言國家機密、反朝廷言論,有人認為發發牢騷天不會塌,有人認為外國間諜無所不在、或者誤導無知大眾。先不論誰對誰錯,我們姑且把人類一刀切成兩半,一半人謹慎,一半人隨意 (事實上應該更像是常態分布),即使客觀的生存壓力相同,謹慎的管理者會多收起一些自由,隨意的管理者會多放開一些自由

蜀漢「謹慎」風氣的顛峰代表自然是「丁寧周至」、「自校簿書」的諸葛亮。他頒布《五懼》、《六恐》、《七戒》、《八務》等約束蜀漢官吏的法律條文,執法嚴明。諸葛亮可能天生就是這樣的性格,而且當時漢賊不兩立,頻頻興兵,本也是緊張的戰爭時局,還是小心為上。下面是幾個諸葛亮的例子:

(1) 劉封是劉備的養子,在甘夫人生劉禪之前本該是他繼嗣。219 年劉封督諸將取得上庸,拜副軍將軍;但他先與孟達不救近處的關羽,而關羽兵敗致死,失去荊州;又與孟達不和,奪其軍樂鼓吹,孟達恐懼而降魏;之後申儀背叛,劉封兵敗,再失去上庸、西城一帶地盤。犯下一系列重大過失的劉封回來,《三國志》說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怕劉封在劉備死後造反,還是先殺了好。

(2) 長水校尉廖立向諸葛亮相府的曹掾李卲、蔣琬尖銳批評先主劉備爭漢中、關羽失荊州等一系列軍事錯誤;又說向朗、文恭、郭攸之幾個重臣是凡俗之人等等。於是李卲、蔣琬向諸葛亮打小報告。諸葛亮上表:「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這是怕廖立誤導「中人以下」的群眾,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荒山野嶺,隨他說去。

(3) 231 年諸葛亮上表廢李平(本名李嚴)為民,原因前面介紹過。諸葛亮上表說:「群臣上下皆怪臣待(李)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所以諸葛亮一開始對李平包容,後來惹出延誤軍糧的大事來,深以自責。諸葛亮又說:「若事稽留,將致禍敗」這事別再拖了,在出大亂子之前趕快廢為庶人吧。

有意思的是,雖然廖立、李平被廢,他們對諸葛亮都沒有怨言,當諸葛亮死訊傳來,廖立嘆息:「吾終為左衽矣!」(胡人衣襟左衽,指汶山郡羌人多),李平想到後繼者不能起用自己,激憤發病而死。陳壽在《諸葛氏集》的序裡引用孟子的話:「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既然當事人都不恨,諸葛亮的處置雖然偏向謹慎,卻不失道理。諸葛亮時代「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一國百姓都沒有怨言自由被剝奪,看來當時的教化相當成功。

諸葛亮死後,蜀漢朝廷遵循諸葛亮時代的規矩,應該也是相當謹慎的。但後來掌政的費禕性格「寬濟博愛」,便往「隨意」的方向前進。在這段時期,244 年興勢之戰大勝,之後曹爽失勢,司馬氏忙著鏟除曹氏忠臣、壽春三叛,蜀漢客觀的生存壓力也減少許多。以下是幾個例子:

(1) 司徒許靖喪子(許靖卒於222年,此事當在之前),董允與費禕一同去吊喪。董允向父親董和借車,以清廉聞名的董和給他們一輛「鹿車」。鹿車不是鹿拉的車。太平御覽引《風俗通》:「鹿車狹小,裁容一鹿也……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單人手推車上面空間窄小,只能載一隻鹿,因此得名。竹林七賢的劉伶就喜歡坐鹿車,告訴隨行的人:「死便埋我!」董允一瞧,父親讓我和朋友擠這小車,既失禮又寒掺,便「有難載之色」,但費禕不怕,「便從前先上」。到了喪所,諸葛亮等蜀漢大臣雲集,「車乘甚鮮」(光鮮),董允一見難為情,「猶神色未泰」,但費禕「晏然自若」。董和據此判斷費禕比自己的兒子優秀。

(2) 234 年諸葛亮死後蔣琬接班,楊儀卻認為論年資、能力都該是自己,「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吒之音發於五內」。光從這反應看就不該是楊儀接班了。於是「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但費禕就不怕惹禍上身,「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楊儀對費禕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楊儀的「投魏論」或許大半是氣話,但費禕「密表其言」,第二年朝廷就「廢儀為民」。費禕也真狠呢,但當時諸葛亮剛死,蜀漢如臨大敵,風氣還非常謹慎。

(3) 蔣琬死後費禕接班。張嶷看他「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太信任陌生人,就寫信給他,提醒當心刺客。253 年新春大會,魏國降人郭循也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蜀漢大將軍竟然就這樣被殺了。

(4) 費禕即使性格隨意些,在兵事戰略上還是比較保守的。到了姜維掌軍的時代,便放棄了魏延、王平一貫的「重門」保守戰略,撤去了秦嶺要道的防守,大膽冒險誘敵深入,期待圍而殲之。後來鍾會率魏軍真的攻進來了,姜維卻遠在沓中,來不及回軍圍殲鍾會。在軍事上姜維比費禕更隨意,大勝與大敗自然就多些。姜維經常動兵,前線自然體會到有更多的生存壓力,所以楊戲隨姜維出征,「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就觸及了紅線,《三國志》說「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回來楊戲就被有司廢為庶人了。

(5) 蜀漢末年雖有姜維在外大膽用兵,朝廷裡面的風氣似乎相當隨意,比如譙周公然說劉備、劉禪的名字就是「準備好江山要讓給人」的意思,這樣竟然還沒事,在諸葛亮時代只怕要貶去南中了。

注:劉備字玄德,這典故出自《道德經》:「生而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而劉禪字公嗣。所以劉備應是《道德經》愛好者,父子的名與字就是準備好了讓給大家繼承,天下為公,這是「利他」的深遠盛德,是「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倒是老儒譙周把先帝一番道家美意拿來預言蜀漢滅亡了。

整體來說,蜀漢自由的情況應該是先低後高,從謹慎慢慢邁向隨意,到末期就朝綱日廢,任憑黃皓亂搞了。從上述例子看來,執政者謹慎(收緊自由)似乎比隨意(放縱自由)好,但這也需要英明的執政者,替人民做出滿足他們需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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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人類更容易記住壞消息 (negativity bias),有功不如無過,比如姜維打敗仗死了幾千個蜀漢人都恨,在洮西殺了幾萬個魏軍卻沒人狂賀 (但也因為正史站在魏晉官方立場)。謹慎是古今官場上的共識。但如果太追求無過,自然也要錯過立功,而人類文明不停競爭、進步,如果太謹慎便要失去嘗試與進步的機會。中華士大夫保守得厲害,滿足於「無災無難到公卿」,文明即使一度領先世界,近代也是遠遠落後了。一個民族的智慧(對世界的了解)尤其得利於不同思潮的碰撞交鋒,思想自由能開啟民智,或許犧牲眼前的穩定,卻也是長遠的投資。若缺乏對不同思想的認識,而只滿足於教科書礙於生存壓力下的愛國宣傳,就流於狹隘偏執,於是執政者又只好加強管束,這樣就形成惡性循環。執政者如何拿捏執中,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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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5) 自由(下):庸俗管理下的反作用力

帖子 maltz » 2015-03-13, 04:27

蜀漢思想研究 (5) 自由(下):庸俗管理下的反作用力

現代人常見一種觀點,「只要有一點不自由,就是不自由」。但國家用法律限制人民一些自由,他們既然願意守法,怎麼……當然我們不必這麼單純、黑白分明,都知道根據生存壓力與人民需求滿足的實際狀況,兩極中間還有很大的彈性。追求極致自由的,在古代都是當深山隱士的好材料,即使做官了亂說話,碰上諸葛亮也要被廢成隱士吧。這還算幸運--碰上司馬昭與鍾會很可能要被殺掉。他們就是繼承了老、莊思想的玄學家。

老子

《道德經》主張無為而治:「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以無事取天下」。對統治者,老子總是建議:別折騰百姓,他們自己會變好。自老子以來,道家總以為人類的本性是「樸」。這麼說並沒有錯,社會總有許多天性善良的純樸人。但人類又有強烈的生理需要,從利到名滿足了,再自我實現。漢末時公權力喪失,天下大亂,豪強兼併,天下人十個死掉七個,政府真正「無為」是行不通的。所以《道德經》實質上是寫給嚴厲謹慎的管理者看的,請他們稍微放開手,就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比如西漢初年推崇黃老。對於不嚴厲謹慎的管理者,再放手不管,還「將致禍敗」。

莊子

老子針對嚴厲謹慎的管理者說教相對,莊子是用寓言的方式,要人都放下世間的束縛,化作「北冥大鯤、南冥大鵬」,一同作「逍遙遊」。「兇德有五,中德為首。」世間禍害之首,是「有以自好也而吡(斥責)其所不為者也」,人一旦有了分別好壞的心,就自以為是地詆毀自己所不贊同的事情。若要追求(完美)的自由,就該從價值觀、信念的核心把人徹底解放,如果啥都不在乎,自然就不會鬧出這麼多事來。今日看來莊子的說法有些「因噎廢食」或者虛無主義,真要聽他,中華民族到今天還是洪荒部落呢。人類大部份的判斷還是準確的,時代也不斷進步,少部份的誤差也可以經過教育與經驗改善。莊子的思想與其說針對天下人,不如說是針對「高舉著正義道德」的人。莊子的信徒看見蜀漢仇視國賊曹魏,連年動兵,也該覺得這害苦了許多人。

魏晉玄學

王弼註《老子》:「玄者,物之極也」;「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魏晉玄學家清談的話題是才性、有無、名理,所以玄學本身不限於道家,就是探索事物本源的哲學,包羅宇宙,隨意開放。魏晉玄學如此自由,首要原因是漢代獨尊的儒學衰弱,一心自我實現的士人們另謀研究主題,而在出現下一次主流思想之前,他們各自探索新局。而先秦諸子,儒家重視人際間的關係,道家比較像研究宇宙真理的,所以玄學家往道家靠攏。

玄學崇尚自由的第二個原因,是司馬氏奪權,「同日殺戮,名士減半」,接下來司馬昭「以孝治國」,收緊思想,思想自由開放的知識份子被簡單僵硬的教條捆綁,自然產生抵制心理。前面說《道德經》針對嚴厲的控制者,莊子也勸告高舉道德的人,魏晉之交的朝廷就是這樣的局面。於是玄學家認為,若管理者若不把自己手上的道理當成宇宙真理,人人超脫逍遙,世間也可以少些苦難。

但在管理者看來,人民理論上是愚昧無知的,而實際上,當時天下經過多年戰亂洗禮,豪強兼併,貧富差異,大部份人民教化程度低下,只知滿足基本的需求,所以要整頓教化,「以孝治國」,還能讓人民跳級到家庭美滿、「遠程精神利益」這一層去。但司馬昭擺明了要篡位還虛情假意地謙讓,如此在乎群眾觀感,玄學家的目光當然能看穿這些;而官場上已經充斥著門閥勢族的庸碌人才,他們又滿心不屑。於是阮籍母喪,「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帶了琴與酒來弔喪,「籍大悅,乃見青眼」。母親死了喝酒彈琴,阮籍故意與朝廷提倡的「孝」對抗,朝廷抓得越緊,他們越崇尚極端的自由,實際上是一股反作用力。

前面說到楊朱提倡「為我」,但《列子》記載楊朱也有不少道家思想。《列子》一般認為是魏晉人士代筆,原本的《列子》當時可能已經(部份)亡佚。所以《列子》裡的楊朱也可以說是魏晉玄學家的分身--求朝廷別找我麻煩,多給我們一些自由,我們管好自己,你們也管好自己吧。反過來說,魏晉玄學家也多有楊朱的思想。《列子》裡楊朱說:「實無名,名無實」,即使到了「求名」這一步相當進階的需求,在自我實現者的高標準看來,還是有名無實的。古今(自詡的)社會精英,對於庸俗化的管理者、乃至天下人常有深刻的怨念,所以才躲在竹林裡面,圖個清靜。與其服從虛偽的社會規範,還不如順其本性好些。但也不見得所有的精英都這麼想。下一節再多討論。

自孟子起,儒家口中的楊朱總是極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卻不知道正是僵硬教條、自由鉗制把許多知識份子逼上極端。司馬昭殺嵇康的理由是「害時亂教」,誤導群眾觀感,破壞國家穩定,聽來極像諸葛亮廢廖立為庶人的理由。

廖立算不算蜀漢的玄學自由派?三國志沒有記載廖立的思想。玄學在蜀漢或許缺乏土壤與養份。一來蜀漢自命漢室,繼承漢制,士大夫急著復興漢室,在儒學外自由探索新思想方面落後於中原;二來諸葛亮與劉備「誠君臣之至公」,「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做得相當好,當年蜀漢朝廷也沒有被庸碌的門閥把持,知識份子應該不會被噁心到大批逃向老、莊,與朝廷對抗。當然不想做官的人總是有,比如諸葛亮辟杜微作相府主簿,杜微稱老不去,朝廷便拜他做諫議大夫。到了後期風氣漸衰,浮華漸盛,終於出現了蜀漢版的道家、玄學式人物--「靜然守已而自寧」的秘書令郤正,與北方的玄學思潮呼應。下面附上郤正《釋譏》的原文,對了解蜀漢人的思想很有參考價值。

有趣的是,傳說中諸葛亮的女兒諸葛果還與道家隱士沾上邊。南宋魏了翁〈鶴山集.朝真觀記〉說:「出少城西北,為朝真觀,觀中左列有聖母仙師乘煙葛女之祠。故老相傳,武侯有女,於宅中乘雲輕舉。」成仙的傳說不必當真,但若諸葛亮的女兒真是去了道觀,也許是有些受不了父親嚴謹的家風吧。

今日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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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系列一開始的政治羅盤圖可以看見,今日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其實介於服從權威與個人自由之間,它的本質是開放心胸的「執中」,不追求極端自由。在中國,崇尚自由之所以被叫成右派,是因為政府(理論上)相信以威權實現平等,因此在缺乏「更不平等」的真正右派比較下,自由主義也許就顯得太右了、太不平等了。同理,自由主義又在美國被叫成左派,因為美國人民大多推崇資本主義、財產自由,所以溫和的自由主義反而「太不自由」、太左了。今日許多美國人還把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為一談。

真正信仰極端自由的,是無政府主義、自由意志主義。他們認為沒有政府干預最好,個人自由萬歲。這與古代的老莊、楊朱有些相似,也許這些人像魏晉玄學家一樣,也(自認)活在一個庸俗愚昧的政權下面吧。比如美國的右派(共和黨)總覺得左派(民主黨)都是笨蛋,瞧不起張口要福利的窮人,所以民主黨的政府越小越好。美國共和黨雖然不喜歡大政府,但主張擴軍,軍隊越強越好,因為恐怖主義已經「威脅到美國生存」了。生存壓力大了,當然要嚴加監控人民通訊,收緊人民自由。古今人類的思考原理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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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正《釋譏》

帖子 maltz » 2015-03-13, 11:58

《釋譏》蜀漢 郤正(-278)(并裴松之注)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一〕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披圖,不亦盛與!」

大意:
注:
郤正還在蜀漢為官的時候,有人這麼勸他:你這麼有才能,這麼多學問,又是吃公家飯的,為什麼不多些作為,盡些責任,給朝廷進言,建功立業,流傳名聲呢?
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抑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on_furious:

大意:
注:
郤正回答:你的見識太窄小了,你不懂我這樣人的想法。
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蜂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

大意:
注:
郤正解釋:從前三皇五帝、周氏的道統已經衰微了,自秦開始,總喜歡霸道,詭計蜂起以求榮,以假飾真以取寵,檯面上都是喊著忠義的騙子。法家也管不住了,自己都倒楣。為什麼?因為他們都被名利薰心了,榮寵以極之後被天地人鬼所不容,逃不過興衰的天道啊。賢人君子總是想得比較遠的,不喜歡爬得高又跌得重,還不如學莊子的神龜,不理會世道的褒貶。莊子哪是殆忽職守?只是順從大道而已。
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下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跡,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

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貪;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楊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

大意:
注:
(這一段開頭應該有脫字,指西漢初年)大道盛行的時候,君臣守己求真,沒有虛浮的風氣。但漢室不幸墮落,後漢末年,世道又回到當年的霸道去了。今天只有我們季漢在西邊樹德,繼承了古人求真務實的優良道統。
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克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飧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

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茲。〔二〕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三〕薛燭察寶以飛譽,〔四〕瓠梁託絃以流聲;〔五〕齊隸拊髀以濟文,〔六〕楚客潛寇以保荊;〔七〕雍門援琴而挾說,〔八〕韓哀秉轡而馳名;〔九〕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一○〕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大意:
注:
我郤正不過是順著本性生活,崇敬賢能,退守己愚。既然朝中這麼多人有才華,何必強逼著自己出頭呢?還不如靜然守已而自寧,探索古人經典裡的智慧,寫點東西傳承這些道理。
裴松之注:

〔一〕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二〕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攦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三〕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卻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四〕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豪曹、臣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鉤、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鉤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谿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五〕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六〕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傚雞之拊翼也。

〔七〕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彊。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八〕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烏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九〕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一○〕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之野,北息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maltz 心得:

蜀漢末期道家的代表人物,非郤正莫屬了。讀書極多的他 (那些典故簡直是虐待讀者) 大致總結了古今天下的走勢,他認為現在這些求名的都太噁心。他不喜歡加入當下這群功利的人。他心中有一個美好的真誠治世,他自然活出那個治世裡面理想人的樣式來。

<三國志.孟光傳>裡記載: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孟)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亦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傅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劉禪的太子劉璿除了「好騎射,出入無度」,似乎沒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所以孟光問他太子的權略智謀,郤正有些答非所問,只說世子孝順仁恕。(不說太子而說世子,可見當年劉璿還沒被立為太子,那是 238 年的事,所以此事應在 238 年之前。) 孟光就直說:「先天就算不良,後天也能趕上,趕快讓太子努力學習啊!」但是在往後郤正的《釋譏》看來,他應該挺討厭「權略智調」這些霸者的特質,但陳壽說他「深謂光言為然」,所以他也能認同太子必須努力學習,別學著捨本逐末,與大道漸行漸遠就好了。

《釋譏》的寫作年代並沒有明說,但裡面引用「九考」二十七年,郤正的官齡應該也不小,那時他應不只是秘書郎,可能已經是秘書令,也就是蜀漢中、晚期的事。所以也可能當初他贊成孟光,太子要懂權謀,後來想明白了又不贊成。從郤正年輕時說話比較小心看來,即使已經到了陳祗、黃皓時代,郤正當了黃皓三十年鄰居都沒事,也不會在文章裡直言批評他們,事實上蜀漢即使到末期也有諸葛瞻、董厥、樊建共掌尚書台,郤正說幾句客氣話,當朝人才濟濟,不必我搶著出頭,就帶過去了。不過,一旦那些人才不在了,比如諸葛瞻戰死,郤正就站出來了,陪後主去洛陽。

一般來說,討厭智謀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怕被計算,於是心懷恐懼的;一種是已經超脫了那個層級,覺得小聰明反而亂天下的人,「大智若愚」這樣的大智慧才能造福天下。前者是一般人的想法,很多古代的哲人都是抱持後者的想法,郤正應該也是的。郤正有文采與思考,是「大隱,隱於朝」的秘書令,又與鄰居黃皓保持中性關係,也是當代的高人奇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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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6) 信仰(上):宗教的三個階段

帖子 maltz » 2015-03-15, 23:30

蜀漢思想研究 (6) 信仰(上):宗教的三個階段

宗教的起源

人一生下什麼也不懂,在發現世界規律的過程中,我們習慣了「大膽假設」,將前後發生的兩樣事情連接為因果,比如吃了一種新草藥之後拉肚子,大概是有毒的;劈柴的斧頭一下子找不到,但鄰居手上拿著一把一樣的,大概是他偷的。但有時兩件事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他們一起出現只是巧合。但研究發現人類與生俱來就只喜歡看符合自己假設的證據。比如「熒惑守心」 (火星在夜空中的運行軌道發生「異常」,古人相信是災異的徵兆) ,曹丕「果然」駕崩。

人類的本能就是不斷從生活中挑出証據去證明自己的理論。當理論有誤,人往往將錯就錯,越想越偏激。這就是世界上各種理念衝突、宗教戰爭的本質。一套遠遠脫離實際的理論信仰,可以叫作「迷信」。客觀看,迷信者要不「無知」,沒聽說與自己信仰衝突的證據;要不「無視」,即使看見了也沒反應,或者扭曲、想像一下,又當作迷信靈驗的證據,所謂「心誠則靈」。所以解決理念衝突的根本辦法就是「小心假設」,充實相關知識,用心聽其他的理論,以了解自己的不足。(自己寫這一系列也可能有些錯得離譜的理論,只是我還不知道。歡迎網友批評指教。)

古人的知識比起今日少得多。所以他們也有特別多的迷信。 迷信一般指傳統、過時的信仰。但是當一個新的、有組織的迷信不為其餘主流社會所容(僅管社會也同時存在別的迷信),今日這就叫作「邪教」。

東漢末年的于吉寫下《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但東漢朝廷說它「妖妄不經」。張角依據這部太平經創立「太平道」,糾聚數十萬信徒,發動史上有名的「黃巾之亂/起義」。同時期還有被朝廷叫做「米賊」的「五斗米教」,教主張魯割據漢中。

<後漢書.皇甫嵩傳>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閒,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

<三國志.張魯傳>

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191-215 年)。

裴注引魚豢《典略》:

光和(178-184 年)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于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現存五十七卷。范瞱《後漢書》說它「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一般認為《太平經》運用老子《道德經》的思想,以「致太平」--實現世界太平為最終目的,再揉合陰陽五行學說,以及神人(最高)、真人、仙人、道人等層級,當成人世的修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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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道、五斗米教都是當年朝廷、讀書人眼中的「邪教」,當然那時沒這個辭彙。其實他們的教義主張誠信不欺詐,悔過向善,修義舍、修路、犯法者原諒三次後行刑、禁殺、禁酒,都是有益信眾的教義。在當時艱困的條件下,太平道徒選擇武裝「起義」,五斗米教徒割據漢中,也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當然劫略郡邑,把自己的生存建築在別人的滅亡上,是標準的「作惡」,不能誇獎。而喝符水除病或許有害健康,燒成灰的符也算消了毒吧,別用硃砂畫的符就好,含汞。

而太平道與五斗米教正是道教的起源。它們是怎麼從邪教轉正的呢?因為後來信的人夠多,已經成為文化的一部份了。太平道、五斗米教的中心思想如老子《道德經》、陰陽五行、神仙方術都是當代已經流行的哲學與民間思想(神仙方術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只差一個系統化、武裝的自力救濟組織而已。再說宗教也會演進,加入歷代有志者的改革與帶領,去除掉一些有害社會的偏激理論 (後世的道教就不劫略聚邑、割據地方了),成長茁壯,圓融包容,勸人為善,再隨時充實教義,更能解釋世界,就逐漸成為社會認可的正式「宗教」了。今日我們眼中的一些「邪教」如果持續進步,也可能在千百年之後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宗教」。

宗教雖然是人類的發明,我們也沒有證據說神仙一定不存在。在大多數的有神論者看來,其它宗教的神是假的,其餘教派是異端,本教(派)的真神、正信;而少數了解歷史的,會把宗教的演進當成人類尋求、親近神的過程吧。

教義的層次

「邪教」要轉正成信眾千萬的宗教,教義不能只吸引到怪人,口味還得大眾化。上面再提到人不同層次的需求,在十個死掉七個的亂世裡,基本的保命需要非常強烈,所以提供武裝保命、治病消災的太平道與五斗米教自然受歡迎。即使不在亂世,人總是怕死的;輪迴、天堂、成仙的教義也有廣大市場。

確定基礎需求之後,人開始替未來打算,從物質資源開始。入教者供五斗米 (東漢最低佐史小吏月俸八斛,一斛十斗,五斗米約是他兩天的薪水),放在義舍裡供人取用,窮人當然喜歡。滿足不了眼前的物質欲望也沒關係,天堂、仙界裡面金山銀山、享用不盡。「巴斯卡的賭局」不是說信神的好處「無限大」嘛。

富貴發達的欲望滿足了,人再追求精神資源,又喜歡信徒之間親愛、精誠相待的教義。再說有慈愛的「師君」在上,「大賢良師」法身保護,弟子自然溫暖在心。物質、精神都滿足了,人開始求自尊,比如當一個五斗米教的「祭酒」就是很風光的事,「黃天當立」可是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一同打天下謀功名。這些教義大致離不開功利,當然也都是正常的人性,不必苛責。現在起一個統稱,叫這作「趨吉避凶」的教義。

趨吉到一切都「大吉」了,人就想到自我實現了。群體與個人之間總是脫離不了利己與利他的兩難,既然利己的需求不再強烈,當然更追求利他。宗教多是勸人為善的,善道教化,靜室思過,為天下「致太平」。當然,如果我們找一個當年的太平道弟子,他很可能說不出「致太平」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行善只為了求福去罪、不敢有養生得道成仙的奢望。但在太平道需求金字塔的頂端,總有些人靠意志力降低功利的需求,把「求善」作為人生最高目的,像佛教的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對他們來說,世俗的教義可有可無,甚至是與他們理想背道而馳的累贅。但如果他們還願意相信這個宗教,常是因為一個「至善」(而非功利的) 的教主或神祇,比如(他眼中的)大賢良師張角、師君張魯、老天。《尚書.商書》:「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身為中華文化的一員,我們對善良老天、天人感應的民俗信仰應該都很熟悉,就不贅述。現在把這個階段的教義叫作「賞善罰惡」。

求善不是唯一的自我實現目標。人類自出生起不斷追求、累積對世界的理解,大腦也不斷發育,邏輯思考越來越嚴謹,某一天可能會想通,原本信仰的教義漏洞百出,粗糙淺薄,已經無法滿足他們求知、求真的需求。到了這一步,他們也就自然超脫了原本的宗教,可能選擇留下來改革它,也可能覺得它太過「迷信」而全面放棄。當然,即使放棄了宗教,人也不見得能擺脫其他的「迷信」。

《論語》裡孔子留下幾句家喻戶曉的名言:

<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雍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先進>: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呂思勉 (1884-1957) 在中國文化史一書中比較中國宗教與外國,認為中國人的祈求都在人間,而不在別的世界,因此中國不以宗教問題與異族、異國(主動)起爭執,是中國文化的優點之一。下圖是一開始引用的世界價質觀普查(World Value Survey),其中的縱軸就是傳統價值對上政教分離、理性的價值。世界上的儒家文化國家、地區如中港台、日、韓在這項指標偏向後者,與北歐國家、德國的理性程度相似。或許這要歸功於孔子上面這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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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子也有自己的宗教觀。他相信「天」,比如:

<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先進>: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被匡人所圍困,他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就在我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文化,那後世就絕對得不到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孔子哀傷道德高尚的顏淵四十歲就先自己而去。如果讓太平道弟子來解釋,大概會說:「那是顏淵前輩子作惡,這輩子報應。」孔子仍然相信天命,只是它不見得賞善罰惡,「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應該不會「腦補」顏淵的死因,但孔子還是腦補出可知的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於是他的餘生都拿來從政與講學,追求他心中的大同理想。

以下其他古代哲人對天命的看法:

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做不到的事做到了,是天命。)
荀子:「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道不會因為人間的善惡興衰改變。)
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是獻祭用的草紮牲口,用完了到處亂扔。)
莊子:「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這是他借孔子之口說出的寓言。這個想法把天命說得更全面,接近「宿命論」--一切都是註定的。)

肯定的是,儒家、道家的思想都超越了「賞善罰惡」的宗教教義,但不見得已經脫離善惡。比如《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利他,討人喜歡,事業也就順利;而社會越團結,減少內耗,效率就越高;天道是獎勵「善」的。但很不幸,天道也有「惡」的原理,比如「兵者詭道也」,戰場上不擇手段求勝欺敵,勝算更大,生存機率更高。不管天道如何,這都不影響哲人以言行追求天下太平、大治、大同。

天地不仁,天道無親,這些概念近似今日「自然神論」,神就是自然。《道德經》也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神論再跨出一步就是「無神論」,全面否定神、天命的存在,還原自然的本來面貌。而孔子既然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古代搞不好也有不畏天命的無神論者。無論有沒有天命,當天命與人世各走各的路,也就不必在乎它,不在乎他,存在或不存在也不重要。以當時的標準,抱持「不語怪力亂神」態度的人實質上「無宗教信仰」。當然他們還可能有各自的偏執,這是人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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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人民的宗教信仰內容如何?五斗米教的內容是神仙方術、 陰陽五行、天人感應,這些思想在當時都很普遍。拆開教義逐條看,從需求層次理論分析,各種教義的需求層級應該也是照治世、亂世的變化調整的。當人民富足,沒有生存的威脅,追求名譽、追求至善的教義就更受歡迎;如果教育程度較高,讀書人在先賢的引領下,還能紛紛放棄老天賞善罰惡的「迷信」(即使他們還是相信天命的存在)。蜀漢人的宗教觀,應該就在趨吉避凶、賞善罰惡、天地不仁(自然神論)這三個主要階段之間分布。事實上,大多數的讀書人很可能還追隨自董仲舒開始的兩漢儒士,掉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君子畏天命」的陷阱,搆不著「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就是漢代特色的儒教--讖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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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7) 信仰(中):天命與讖緯

帖子 maltz » 2015-03-17, 12:24

蜀漢思想研究 (7) 信仰(中):天命與讖緯

讖(chen4)是求籤問卜,圖案預言;緯是「緯書」,是時人用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等理論解釋儒經的著作,但也時常用「讖」命名。所以漢代讖緯意思差不多,都是各種「知天命」的途徑,處處留心皆天命,無所不包。前面說過「趨吉避凶」是比較基礎的教義,大多數人「知天命」很可能只為一己功利;但少數人行有餘力,「知天命」以追求群體、國家的幸福(是否有效另當別論),因此這一類記載常見於國史。讖緯有三大學理來源,第一是孔子自己。

別有用心的孔子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這話說得模糊。從孔子的思想看來,他五十歲時「明白了上天給我的使命」,就是傳播哲學思想。但這句話也可以解釋成孔子「五十歲時終於有能力參透天機」。這一解釋就變味了--孔子追隨者的使命就是參透天機。

人類自從上古洪荒起就想參透天道玄機。甲骨文有兩種文體:記事、占卜。他們用燒紅的木枝在龜甲上燒灼,依據龜甲裂開的情形占卜求卦,再抄下結果。相傳周文王把上古占卜的心得寫成《周易》,所以《周易》就是本「卦象解說全書」,明定什麼卦怎麼解。但《周易》的用字相當簡略,自由引伸空間很大,於是春秋戰國時又出現了解釋《周易》的《易傳》,相傳是孔子(與弟子)所作。後世再把周易、易傳合稱《易經》。

孔子非常推崇《周易》。<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但這並不代表孔子驚見占卜神作,他只想多研究易經裡面包含的智慧哲理。而且孔子說這句話似乎是「別有用心」的。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易傳》帛書有這樣一段孔子的爆料自述:

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遠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X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大意:占卜不只是幫助人做決定(贊),或者記下幾句結果(史)就可以的。後世或許討厭我復興迷信,其實我寫《易傳》,是藉著這套東西傳揚《易經》裡包含的德、義啊! :on_tears: )

後世人在算命的同時,引用了孔子對卦象裡德、義哲理的解釋,照著做,自然就成為孔子筆下的有德有義之人。孔子與弟子自知與群眾距離太遠,一般人哪能理解他們的遠大理想呢;於是他綁架了世俗大眾的占卜文化來宣傳自己的思想,與莊子、列子寫寓言宣傳思想的思路類似。而既然孔子在《周易》裡看出了哲理,原作者周文王(或其他人)也是有意、無意將自己心中的道德理想融入了巫鬼文化。

漢儒把《易經》推上「五經」之首,老天最大,有什麼比通曉天命更偉大的事?其實有,就是「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多數人還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更難。一旦打開了怪力亂神的封禁,不只《易經》,所有的儒經:《詩》、《書》、《禮》、《樂》、《孝經》、《春秋》、甚至《論語》都有相應的緯書問世。我們或許能怪孔子好心辦壞事,但「子不語怪力亂神」青竹、黃帛黑字擺著,漢儒不聽,也因為人天生就喜歡大膽假設,「知天命」實在太有吸引力。

河圖、洛書

讖緯的第二個學理來源是河圖、洛書。原意是在黃河發現的圖案、在洛水發現的文字。但原版的河圖、洛書早已失傳,只有各代紛云的三皇五帝傳說。<論語.子罕>:「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即使孔子都在「吾道窮矣」的時候破例發一次牢騷,希望老天降下神跡,幫助他教化人心。(也許就是這時候他靈光乍現,天助自助者,何不作《易傳》自己弄張河圖?)

東漢鄭玄《六藝論》這麼總結:「河圖、洛書,皆天神之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意思是天神藉由河圖、洛書間接宣傳天命。中國的老天好像不流行派擬人化的使者。但誰說天神不能藉由星圖、山書、雲圖、人書傳達天命?所以世人開始研究山川、星辰、雲氣、乃至一切古聖賢的著作,希望參透玄機。《續漢書》記載「建安七年(202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連男變女都暗藏天命。

下圖是宋代以後才出現的河圖、洛書版本,網友也許能悟出什麼天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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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洛書古稱「圖書」。漢人若穿越到今天,乍見「圖書館」一定嚇一跳。兩千年收集了這麼多天命啊。

儒家的世俗化

「讖緯」的第三個學理來源是官方的支持。獨尊儒術的開端是董仲舒與漢武帝的對策「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的宗教觀在與武帝的對策裡展現無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善良的老天用災害、怪異的事情警告人世間仁愛的君王。這是標準的「賞善罰惡」宗教教義,不及老莊、孟荀的思想水平。董仲舒一人的信仰無所謂,難道整個朝廷裡都沒有明白人?

有。<董仲舒傳>記載,當漢高祖的遼東廟、長安長陵的墓園發生災難,董仲舒在家裡寫了一篇「這是上天警告」的草稿,還沒來得及交上去,草稿就被主父偃 (一個官品差勁的權臣) 偷走,上奏給武帝。漢武帝把儒士們找來討論,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這是老師寫的,「以為大愚」。董仲舒被判死刑,天子下詔赦免。「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老心裡應該還是相信,無奈天子不聽天命諄諄教誨啊。

為什麼朝廷既贊成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卻又判他死刑呢?常見到一種「陰謀論」,統治者只是利用「君權神授」愚民,方便動員指揮。哲學一般百姓不懂,他們更喜歡服從教條,更願意服從「天子」而不是一個普通人。再說「求善」已經把人民從追求名利需求提升到自我實現那一層去,比起秦代把人當牲口管理也有進步,算是一種「適合漢代國情」的「執中」吧。所以董仲舒一旦散播顛覆國家謠言就要被判死刑,漢武帝再下詔赦免以示寬大,這事辦得多漂亮呢。這就像前面提到司馬昭面對墮落人心,只有大力「以孝治國」。今日世界上各種愛國主義教育本質上都是挑偏頗的資料愚民,都是同樣的原理。

無論是不是陰謀論,獨尊儒術的時代開始了。<漢書.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本來儒學只是一小群志士孤獨的追求,但從此天下追求功利的人都往這條路上走,自然把他們與生俱來的「民間信仰」、追求名利的需求都帶進來,於是儒家思想漸漸通俗化,與民間信仰揉合,陰陽五行、怪力亂神的讖緯學說自然興起。但用半杯水的理論換個角度看,本就盛行迷信的民間也越來越「儒家化」,儒學給中華文化轉了基因。

到了西漢末年,讖緯學說已經非常流行,王莽、東漢光武帝劉秀、公孫述無一不引用讖緯替自己加分。79 年東漢章帝主導「白虎觀會議」,更賦與了讖緯官學的名份。白虎觀會議一連開了幾個月,背景是解決今文、古文經之爭,今文經是師徒相傳的儒學,古文經是新發現的古文經典。但當年龐雜的儒經學派也遠不止今、古這麼簡單,白虎觀會議的用意是「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在諸子百家儒學中定出一個欽定版本。以下摘錄一些《白虎通議》的「教條」:

<三綱六紀>: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像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

「儒」本是一套做人、政治哲學,到漢代官學發揚光大,卻成為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的宗教教條。既然當時官方認可,它們已經普及儒學界,水到渠成而已。如果當時人不管怎樣都是要信宗教的,從信巫鬼改信儒教,似乎更進步。一般認為儒教把古人弄笨了,宗教能防止人民變壞,確實也能防止人民變聰明吧。連老子都說人民蠢蠢地最好。《道德經》明白寫著:「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但對於已經超脫了賞善罰惡天命,只想專心致力於改善人世的哲人,國家官學宗教化、世俗化自然是他們不願見到的事情。也許他們想得開,睜隻眼閉隻眼,只看好的一面。但是當朝廷用一套宗教化的僵硬學說選官取士,很可能許多想不開、有思想潔癖的明白人還寧可像莊子一樣隱居不仕,於是漢代官場也就人才漸缺,腐儒充斥,每況愈下了。執中真不容易。

流行於蜀漢的讖緯學說

蜀漢繼承漢制,朝野自然充斥著讖緯學說。以下是一些較有代表性的記載:

A. 代漢者,當塗高

讖緯流行,每一部儒家經書都有不只一部相應的緯書問世,《春秋》也不例外,其中一部叫《春秋讖》。《春秋讖》裡面有句話:「代漢者,當塗高」。這句話沒人能懂,但因為事關帝國興亡,漢末天下大亂,下一個朝代是啥呢,怎不令人耿耿於懷。前面說到蜀漢有個派家奴上樓看雲氣的巴西閬中人周群,他的父親周舒就想出一個解釋:

當塗高者,魏也。」--<三國志·周群傳>

天大的預言終於有人能解,於是「鄉黨學者私傳其語」。巴西閬中縣南邊緊鄰著西充國縣,縣城相隔大約十公里,走路一個多時辰就到了。這個說法自然傳了過去……

再說蜀漢有個名學者杜瓊 (約180-250年),蜀郡成都人。劉備請他做益州牧議曹從事,劉禪時代拜諫議大夫,一路升官左中郎將、大鴻臚,官至九卿之首的太常,蔣琬、費禕都很器重他。杜瓊不只學問好,也是天文專家,但他只看不說。後進譙周曾經向杜瓊討教天文,杜瓊回答:「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杜瓊相當有求知精神,必須親自夜觀星象,不隨便聽別人胡說。好不容意參透了天機,但又怕洩露出來 (怕天譴,還是怕惹人禍上身?),不如不看,眼不見為安。

譙周正是巴西西充國人。他大概在鄉里間聽見一個困擾他許久的《春秋讖》,竟然有前輩能解了。現在杜瓊大學者能參透天機,哪能錯過解惑的機會。以下出自<三國志·杜瓊傳>:

譙周:「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
杜瓊:「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闕」是古代宮門外兩邊供瞭望的樓臺。古代的泥土路,「塗」就是「途」、道路。路中高聳的門闕,有一種就叫「魏」。

杜瓊一看譙周滿臉疑惑,便問:「寧復有所怪邪?」這樣還不明白嗎?

譙周是老實人:「未達也。」 :on_curious:
杜瓊又解釋:「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使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古代叫官職都不叫「曹」,一直到漢代才叫「曹」,差遣的、伺候的都是曹,你說是不是天意呢。

於是譙周信了--曹魏代劉漢,天意也。

周舒、杜瓊也不是唯一「參透天機」的。早在 197 年袁術稱帝時,就引用了「代漢者,當塗高也」。魚豢《典略》說他「自以名字當之」。「術」的古意就是道路,比如左思《詠史詩》:「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古人起字常與名的含義相符,比如袁紹字「本初」,嵇紹字「延祖」都是紹的意思。袁術字「公路」,術就是公家的道路。所以袁術認為自己的名與字符合「代漢者,應術/公路高啊」,不知「高」字他怎麼解。光這樣似乎不太夠,所以袁術還有一個根據:「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當時相信虞舜是土德,而東漢是火德,火德之後必是土德。為什麼?下圖解釋當年金木水火土的「五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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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五德終始、五行相生

最早將朝代與五行配對的是戰國齊人鄒衍 (約前 305-前 240 年)--黃帝屬土德,夏屬木德,商屬金德,周屬火德。朝代輪替是遵照五行相剋的,畢竟後者是用武力滅亡了上一個朝代,夏代的木頭扎穿了黃帝的土,商代的斧頭砍斷了夏代的木,周朝的火燒融了商代的鼎。秦國的衣服、旄節、旌旗都是黑色的,水德尚黑,所以秦是水德。秦的水德澆滅周的火德是必然的。鄒衍「五德終始」論了不起,預知了秦滅六國 (其實在鄒衍的時代這已經挺明顯的),從此大行其道,影響了中華文明兩千年,歷朝歷代都有金木水火土的屬性。鄒衍也榮登「陰陽家」鼻祖。

土剋水,水來土淹,被吸收掉了,漢代秦,漢本該是土德,但劉邦自認是黑帝,所以西漢起初延用水德,直到西漢中葉才正式回歸土德,尚黃。王莽篡漢的時候,本應該輪到木德,但王莽崇尚和平禪讓,夏代的天下不是舜「禪讓」給禹得來的嗎?怎麼還讓夏禹「剋」虞舜?所以一心重現禪讓的王莽改用了「五行相生」解釋,黃帝自帶顏色,還是土德,中間再安插進幾個三皇五帝時代的名人,直到堯的火德燒出舜的土德,舜的土德裡挖出夏的金德,夏的金德上凝結出商的水德,商的水德滋養了周的木德,周的木德供給……秦太短了不算,周的木德供給漢的火德。此外,劉漢還是「火德」堯的後裔,而王莽是「土德」舜的後裔。所以漢的火德燒出一片焦土,正是王莽的土德。

王莽敗死之後,東漢光武帝劉秀延用了王莽「漢屬火德」的說法,所以東漢的官方屬性一直是火德,尚赤,一直到延用到蜀漢。所以蜀漢應該很流行紅色的衣服、戰甲、旌旗。

火生土,東漢末年各勢力又搶著當土德、搶著用黃色。黃巾「起義」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正是這個原因。呂思勉以為「蒼天已死」的原文可能是「赤天已死」。(蒼是青色。漢代歷經尚黑水德、尚黃土德、尚赤火德,卻沒試過尚青木德)。曹魏代漢,自詡為土德,尚黃。所以魏軍裡黃甲、黃旗一定多,而蜀漢的黃布也許廉價賤售呢。

曹丕篡漢的時候,讖緯學者當然沒放過「當塗高,魏也」。裴注引《獻帝傳》:

:point_orange: 《春秋漢含孳》:「漢以魏,魏以徵。」
:point_orange: 《春秋玉版讖》:「代赤者魏公子。」
:point_orange: 《春秋佐助》:「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

這幾本讖緯書比《春秋讖》說得明白多了。

C. 劉備稱帝

劉備稱帝時也出現了兩波讖緯學說。第一波大多是學界代表: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他們上表的第一句話就是:「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讖緯還託言孔子,孔子地下有知也許要哭笑不得。這一批學者舉出的讖緯計有:

(1) 劉備的名字

:point_orange: 《洛書甄曜度》:「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合為帝際。」
:point_orange: 《洛書寶號命》:「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道備」原來一語雙關,妙啊。)
:point_orange: 《洛書錄運期》:「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且來。」(劉備字玄德,一半搭上就行了)
:point_orange: 《孝經鉤命決錄》:「帝三建九會。」

學者們翻遍緯書,一定挺辛苦,不像現在資料都在網路上,Ctrl-F「備」就好了。

(2) 觀雲氣

臣父群(劉豹領頭上表,應是其父)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217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河)圖、(洛)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這樣看來蜀漢年代流傳的河圖、洛書包含了文字。)

(3) 占星

學者們又說:「是年太白(金星)、熒惑(火星)、填星(土星),常從歲星(木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眾邪消亡』。」

要了解這一段,得查些古代五行天文常識:

:point_orange: 「五星」就是距離地球較近、亮度較高的五大行星:辰星(水星)、太白(金星)、熒惑(火星)、歲星(木星)、填星(土星)。
:point_orange: 木星叫「歲星」,是因為它大約每十二年(11.86 年)繞太陽轉一圈,拿來與十二地支配對,可以記年。
:point_orange: 五星與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對。<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point_orange: 五星與東西南北中「五方」相配:歲星東方,熒惑南方,填星中央,太白西方,辰星北方。所以《史記》說歲星:「東方木」。東方只是歲星的本位,行星都在黃道上運行。
:point_orange: 五星又與德義禮智信「五常」配對。但司馬遷的時代五星與「禮德義殺刑」配對--「禮失,罰出熒惑」、「殺失者,罰出太白」、「刑失者,罰出辰星」、「義失者,罰出歲星」,但沒說德失,罰出填星,卻說「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蜀漢學者引用司馬遷「義失者,罰出歲星」,說「歲星主義」,要小心這不是德義禮智信的義。在那個系統裡,歲星主仁。 到了《晉書》又變成「歲星以德」,五德全包了。後世歲星一直象徵君主,到了唐代歲星代表「仁、義、德」,仁、義又跑到德外面去了。總之木星是帝星。
:point_orange: 漢位在西:漢水、漢中在中原西邊。但查不到「義之上方」應作何解。
:point_orange: 胃、昴(mao3)、畢是古代黃道二十八宿(星座)中的三個,大約是今日的白羊座、金牛座範圍。昴畢為天綱(天的秩序)則不知出處。
:on_stress:

第二波讖緯學出自劉備的重臣: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他們說:「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八百餘人,多大的陣仗!但重臣公務忙碌,沒時間翻遍緯書,好歹依據近年時事提出了兩點讖緯淺見:

(4) 黃龍現

重臣們說:「黃龍見武陽赤水(在成都南邊約二十公里),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on_vaderthink: 但是西漢《淮南子》又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杜瓊、譙周一聽見「黃龍」,只怕有別的想法卻不敢說了。

(5) 襄陽人獻璽

重臣們又說:「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漢水發源於漢中,向東流經襄陽,再向南、東在夏口匯入長江。所以襄陽人張嘉、王休獻玉璽給劉備,代表劉備要繼承發源於漢中的漢室了。漢趙、成漢不知道是不是在夏口發現玉璽了。

D. 譙周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初劉備稱帝有八百餘人的讖緯基礎,亡國徵兆也多虧了一個人的大力宣傳,這人就是譙周。當初譙周從杜瓊 (這兩人都在第一波學者名單裡) 那裡學到了「當塗高」的解釋,但杜瓊不喜歡洩露天機,連親兒子都不傳。所以譙周就自力修行讖緯。《三國志》本傳說譙周「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所以譙周也懂天文學,但他真正的專長是:

(1) 姓名學

譙周讀《左傳》,發現晉穆侯把大兒子取名叫「仇」,二兒子叫「成師」。晉國大夫師服說:「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ou3,配偶)曰妃,怨偶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來時間證明,弟弟「成師」的後人果然取代哥哥「仇」的後人。

譙周又讀東漢故事,發現漢靈帝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取名叫「史侯」、「董侯」。靈帝兩個兒子是劉辨(少帝)、劉協(獻帝),「史侯」、「董侯」是他們的代號。靈帝諸子夭折,為了怕洛陽皇宮風水不好,劉辨一生下來就寄養在一個史姓道人家中,所以代號「史侯」。後來靈帝與王美人生下劉協,但王美人被何皇后毒死,劉協便讓靈帝的生母董太后收養,所以代號「董侯」。譙周一看,未來可能當皇帝的人怎能自降身份為「侯」呢?果然這兩個皇帝都被廢了(少帝廢作弘農王,獻帝封山陽公,比侯好一些)。

於是譙周拿劉備父子的名字開刀了。<三國志.杜瓊傳>記載譙周認為:「備」是「具有」,「禪」是「授與」,所以劉備打下的江山,到劉禪就要送給人家了。「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譙周認為這比古代的例子還更明顯呢。

:on_vaderthink: 譙周是儒生,或許不熟《道德經》。其實他還可以這麼說:劉備字玄德,玄者,黑也;水德尚黑,「玄德」出自宣揚「上善若水」的《道德經》典故,劉備動輒涕泣,他屬水還不明白嘛,找一個水德的來繼承火德,不就剋死了前任了嘛,天命本不該輪到他。另外,大約在譙周同時的魏、晉之交,開始流傳一部野史《漢武故事》,裡頭有這樣的記載:「漢景皇帝王皇后內(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其懷。帝又夢高祖謂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也許譙周剛好錯過了《漢武故事》,或者讀了但不信。否則那個叫豬(彘)的皇帝竟然是漢武帝,他的姓名學理論也要動搖了。

(2) 植物學

後來光祿大夫譙周事太子,看見皇宮一棵大樹「無故」折斷,就在柱上寫下十二個字:「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眾」就是官府裡一抓一把的「曹」史,「大」就是高高的門闕「魏」,「眾而大」就是「當塗高」的曹魏。「期之會」就是大眾聚會曹魏之下,但鍾會成都起兵之前若在皇宮看見這個大概很開心吧?「具而授」就是劉備、劉禪父子把基業準備好了送人。「若何復」,漢祚還怎麼接下去呢。對譙周來說,大樹折斷是老天的意思,往事湧上心頭,感觸良多,所以「當塗高」、「姓名學」都用上了。後來譙周勸後主投降也是上應天命,親手實現了自己的預言。

(3) 壽命學

雖然司馬昭封譙周陽城亭侯,但「天道無親」,年過六十的譙周又一次知天命,準確預言了司馬昭的死期。265 年夏,原本蜀漢尚書文立從洛陽還蜀,在漢中郡碰上養病的譙周。譙周在書版(竹片、木片)上寫下:「典午忽兮,月酉沒兮。」--<三國志.譙周傳>

陳壽這麼解釋它:「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典,司掌;午,地支第七位,與十二生肖的馬對應,所以典午就是司馬。照說「酉」是十二地支的第十位,但是在古代計算月時「子月」差不多等於陰曆十一月,所以酉月就是八月了。果然。《晉書》司馬昭本紀也說「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前殿),時年五十五。」沒說司馬昭死因。

E.《三國志》的觀點

陳壽是巴西安漢人,《晉書》本傳說他「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陳壽在《三國志》裡除了稱頌譙周讖緯預言準確,「全蜀」有功之外,也推崇了天命。比如陳壽在<劉二牧傳>之後點評:「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又在上呈《諸葛亮集》時說:「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仲)、蕭(何)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王子)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既然天命在魏晉,即使是管仲、蕭何亞匹、一時天下無敵手的諸葛亮也無法挽回了。

如果把蜀漢人對於讖緯天命的看法做一張圖,大致可以分成四個等級--「不信有天命」、「天命不可知」、「天命可知,但不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天命可知,可以轉移」。雖然陳壽這樣的學者相信「天命可知,但不可轉移」,一般人總是想扭轉天命,趨吉避凶的。<費禕傳>說 251 年費禕從漢中回到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連大將軍都想避開天命,一般百姓還不信嗎?連《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都能作法延命,通俗文化就愛這套。但兩年後費禕就被魏國降人郭循刺死,究竟是沒避過。譙周不知是否還懂氣象學,當時或許也有話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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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天命「不可轉移」這一派本身是矛盾的。如果天命不可轉移,老天降災警告,君主做什麼還有用嗎?上天不是勸善的嗎,當然要對改過向善者開恩。所以一旦相信天道「賞善罰惡」,讖緯之說必然引向更極端的「迷信」。只有相信「天道無親」,「天地不仁」,才是「天命不可轉移」的理論基礎。當然天命不可知、根本沒有天命又更「科學」。

今日我們有許多科學知識解釋自然、人文現象,再回頭看古人的觀點,自然覺得愚蠢可笑。兩千年後的人類看我們一些「普世價值」也可能要搖頭嘆息呢,只是我們絕大多數毫無頭緒,還以為找到了終極真理。其實多虧了古代這些勸善的「迷信」,使得我們古代的儒教社會大致和諧美好,而這些文化基因也流傳到今日。今人在批評宗教之前,應該也要仔細思考,看宗教是如何照顧社會的弱勢者,是否具有安定人心的正能量。少了迷信幫他們跳級到至善,社會上的利己主義者必然泛濫成災。當然迷信也有很多副作用,當有一天副作用壓倒正能量,也就是宗教被自然淘汰的時刻吧,這就是許多發達國家正在發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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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8) 宗教(下):三代的愚民大治

帖子 maltz » 2015-03-18, 22:52

蜀漢思想研究 (8) 宗教(下):三代的愚民大治

儒學世俗化,因此讖緯流行。那麼儒學的源頭是否澄靜、無汙染?儒學每稱繼承「三代之治」的道統,一個由傳說上古聖賢演譯出的大同治世。孔子這麼說三代: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接下來就是有名的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還沒完,下面孔子又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大同」不僅是孔子寄望於未來的理想,也是他深信不疑的上古治世。一般認為「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但是在孔子的本義裡,「三代之治」不過只是小康之主,而堯、舜這些施行禪讓、「公天下」的上古英主,又更加偉大。「大道既隱」轉折是禹,禹傳位給兒子啟,「家天下」的夏代來臨,天下為「家」,人也自私起來了,只管自己的家人。所以接下來的明主只能勉強經由禮義扶持住小康之世。禮義崩壞之後就是亂世,連小康都談不上。而孔子的志向、儒家的目標就是回歸到「三代」或更早的「大道」,美好的大同世界。

老子《道德經》雖然沒提到三代,也有些遠古治世的描述:

:point_orange: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point_orange: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point_orange: 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point_orange: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假設這些古之善為士者、古之善為道者、聖人不是老子自己編出來的角色,那麼儒、道其實有一個共通的「信念」--上古時代民風純僕敦厚,是大同治世。這在蜀漢時代似乎已經是基本常識。郤正在《釋譏》裡說:

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蜂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

郤正從秘書令史一路幹到秘書令,自然讀進了許多儒、道思想。雖然說儒家與道家對於上古時代有些共通處,但兩家對於回歸三代(或更早)有很不同的主張。儒家總希望輔佐君王,廣施教化;而在道家看來,儒家這一套又更加鼓勵「詐偽」的風氣。比如前面說過魏晉玄學包含了一股道家對 (在他們看來庸俗不堪的) 禮教的反動。

究竟誰對?

竹書紀年

西元 279 (一說281) 年,距離蜀漢滅亡才十多年,汲郡(在今河南)一個盜墓者發現了戰國時代魏國的編年體史書,一共幾十車的古文竹簡,史稱《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已在唐、宋間逐漸亡佚,到明、清又有學者整理。《竹書紀年》在網路上有很多資料,推薦這一篇:<雷學淇及其《竹書紀年》研究>。其中有關三代傳說,《竹書紀年》有幾則震憾性的猛料:

:point_orange: 舜囚堯。《史記》說堯禪讓於舜。但《竹書》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point_orange: 啟殺益。《史記》說禹本來要禪讓給益,但禹的兒子啟賢能,所以諸侯都擁戴啟,禹就傳位給自己兒子了。但《竹書》說:「益干啟位,啟殺之。」
:point_orange: 太甲殺伊尹。《史記》說商朝第四個君王太甲殘暴,被宰相伊尹放逐,後來太甲改過自新,伊尹讓他重新掌政,太甲成為聖君。但《竹書》說:「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所以傳說的三代也不見得大同、小康了。當然《竹書》也不見得一定就是真相。儒家、道家也可以辯稱純樸民風發生在三代以前,三代已經是人心墮落的開始,只能做到小康。上古聖人應該還是存在的。

大治的範圍

上古時代是什麼面貌呢?中華民族的官方祖先是黃帝,有時再加一個炎帝,人人都是「炎黃子孫」。那個時代還沒有國家,只是一群部落,推舉一個有能力的酋長為共主。黃帝、炎帝都是他們各自聯合部落的共主,炎帝、黃帝兩個部落集團還在阪泉大打一仗,之後黃帝部落又與蚩尤部落在涿鹿打一仗,兩次都是黃帝勝利。(也有一說炎帝、蚩尤是同一人,只打了一次。) 如果說炎、黃時代是「大同之治」,那是針對他們自己的聯合部落說的,他們彼此是打得你死我活的敵人,一個擴張,一個消亡。

再上推一步,在部落出現前,人類是一個個聚居的血親家族,叫「氏族」,多個氏族才聯合成為部落。呂思勉在《中國文化史》裡這麼介紹從氏族到部落的轉型:

在氏族的內部,因為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為俘虜,使服勞役,是為奴隸……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為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近,而與貴族相去遠。--<第三章.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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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時代,一個氏族在戰爭中打敗了敵對氏族,把他們趕走、甚至消滅,那麼本氏族的血統還是單一的。但如果把打敗對手抓來當奴隸,那麼就多出了一個最低等的非本族階級,而氏族內部也因為各族間血統的混雜、先天、後天的差異而漸漸忽視血緣,只管誰掌權、誰有財力、實力。部落可以說是氏族一步步擴張,超出血緣範圍的自然產物。部落持續擴張,有時經由外交手段結為同盟,就形成一個部落聯盟。在傳說中黃帝時代,裴松之注《三國志》引《諸葛亮集》記載:「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整個軒轅氏部落聯盟數萬兵力,四處爭戰擴張,怎樣叫「大同」呢!下圖是英文維基裡夏代、商代的估計疆域。起初只是中原土地上眾多部落聯盟 (或叫「方國」) 其中的一個,夏的外面還有各式各樣的氏族、部落、方國。只不過它不斷擴張、吸納,成為華夏文明軍事、文化的勝利者,所以後人追溯它為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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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三代更早的「大同之治」如果真的發生過,就是當年某個部落的酋長,氏族的族長,把族內整治得特別好。一個氏族、部落可能只有幾百幾千人而已。完美的大同只能在氏族時代實現。到了部落時代貧富差距拉大,已經有貴族、平民、被滅族、滅部落的奴隸階級,只能是睜隻眼,閉隻眼的大同了。奴隸也不可能恢復平等身份,只不過是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環境下不必擔心受怕,受欺負了有管道申訴,不必做太多苦工吧。

而且大同只是在組織內部,對外還是像黃帝這樣侵略擴張的。一個部落內部大治而強大,鄰居部落就不見得高興了,若不武力反抗,就只能像劉禪一樣投降臣服,酋長降到貴族,其餘貴族卻可能沒那麼幸運。關中都督傅僉的兩個兒子就變成養馬的悉官,還得靠晉武帝赦免。在今日看來,古人如果以為「三代、大道之治」曾經盛行於天下,就是他們天真「迷信」,遠古差不多是漢末軍閥一片混戰的局面啊。

從德治「退守」法治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治家已經很不容易;而一些古聖先賢能治理幾百幾千人,也算是壯舉了。他們是怎麼辦到的?當然傳說很可能是後世加油添醋誇大的,三皇五帝的生活也許很辛苦。《道德經》說: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他們很可能要帶頭幹苦差事,鏟糞收屍什麼的。假設傳說還有點真實性,三皇五帝那一個時期的人真實現了大道,那麼道家就說出一個大秘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地治理,人民淳厚樸實,整天苦幹實幹。變聰明了就曉得欺騙、偷懶。

《道德經》這個說法也有史料依據。公元前 538 年,鄭國宰相子產 (姓姬、氏國、名橋,春秋時代極為出色的宰相) 推動了一件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新政,他把鄭國的法律鑄在銅鼎上,對百姓公布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今日的政府公布法律是天經地義的事,人民不知道法律條文,怎麼避免違法?但兩千多年前的主流不這麼認為。他們與道家的想法類似--百姓有奸詐的潛能,不能鼓勵他們鑽漏洞。子產對鄭國人公布鄭國法律,連旁邊晉國大夫叔向都看不下去了,他寫信給子產,記載於<左傳.昭公六年>。以下是維基百科白話譯文:

叔向:「開始我對您子產寄予希望,現在完了。從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輕重來斷定罪行,不制定刑法,這是害怕百姓有爭奪(鑽漏洞投機取巧)之心。但這(人治)還是不能防止犯罪,因此用道義來防範,用政令來約束,用禮儀來奉行,用信用來保持,用仁愛來奉養。制定祿位,以勉勵服從的人,嚴厲地判罪,以威脅放縱的人。還恐怕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誠來教誨他們,根據行為來獎勵他們,用專業知識技藝教導他們,用和悅的態度使用他們,用嚴肅認真對待他們,用威嚴監臨他們,用堅決的態度判斷他們的罪行。還要訪求聰明賢能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員、忠誠守信的鄉長、慈祥和藹的老師,百姓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使用,而不致於發生禍亂。百姓知道有法律,就對上面不恭敬。人都有爭奪之心,用刑法作為根據,還能僥幸成功,人民就不能治理了!夏朝有違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觸犯政令的人,就制定湯刑。周朝有觸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三種法律的產生,都處於末世了。現在您輔佐鄭國,劃定田界水溝,設置毀謗政事的條例,制定三種法規,把刑法鑄在鼎上,準備用這樣的辦法安定百姓,不是很難嗎?《詩經》說:『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撫定四方。』又說:『效法文王,萬邦信賴。』像這樣(使用德治),何必要有法律?百姓知道了爭奪的依據,將會丟棄禮儀而征用刑書。刑書的一字一句,都要爭個明白。觸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賄賂到處使用。在您活著的時候,鄭國恐怕要衰敗吧!我聽說,『國家將要滅亡,必然多訂法律』,恐怕說的就是你這樣吧!」

子產回信:「如同您所說的這樣,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我是用來挽救當前的世界。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豈敢忘了您的恩惠?」

叔向的信裡寫得很明白,如果告訴人民國家的遊戲規則,他們就會爭強鬥勝而鑽法律漏洞。公布法律反而破壞道德教化。定出法律來,「三代之治」那種純樸善良的人民就一去不復返了。但從孔子的<禮運篇>、郤正《釋譏》看來,三代之治的人民早就不復返了,子產說他已經顧不得長遠子孫,只想挽救當下沉淪(不聽教化)的鄭國人民,倒也是肺腑之言。

人變聰明是大趨勢

如果人變了聰明就變壞,那麼「世道衰微」很好解釋。在氏族、部落戰爭生存壓力強大的年代,智能較高的人總是擁有更高的生存機率,比如他們懂得在總攻擊時「剛好」不站在第一線挨戈矛,或者懂得「兵者詭道」,詐敗誘敵掉下陷阱之類的,純樸的部落自然上當被消滅,淪為乖乖苦幹實幹的奴隸。除了這種人為的「天擇」,淘汰弱者以外,當時的文明發明文字,便於溝通傳授技藝智慧;又從石器進步到青銅器,生產力提高,人民有多餘的時間學習,自然會變聰明。就像 Flynn Effect 指出近代步入工業化的國家人民智商有年年上昇的趨勢。

今日距離春秋戰國兩千多年,春秋戰國上距三代之治又是兩千多年(或更遠),所以今日我們看待春秋戰國孔、孟這些人的「偉大理想」,差不多就是當年孔、老追憶三代人的「淳淳」吧。《道德經》回歸純樸的主張畢竟是天真的。競爭與科技奪走了人類的純樸,卻不會歸還。文明進步是演化趨勢,不會開倒車。追求大治,靠愚民只是自殘競爭力。要達到民風純樸的完美社會,那得全世界的部落都願意追求純樸,否則只是等著讓鄰居、外族、外星人欺負。明白的統治者必須接受人民奸巧詐偽的事實,另闢途徑,追求大治。比如諸葛亮能做到「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陳壽總評<諸葛亮傳>),這樣也算是在蜀漢內部達到小康,向大同前進。但蜀漢南中豪族手下的奴婢,雍州、涼州的魏國人就不見得這麼幸福。

蜀漢時代「天下」的概念已經包括三國,所以後人不可能認為蜀漢達到了「天下」大治。但是用三代之前的氏族、部落標準,能把一百萬個滑頭的蜀漢人治理成這樣,比起只要管理幾百、幾千個「純樸善良人民」的上古聖賢,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業。

才智與道德的關係

其實道家「愚蠢才善良」的理論也不見得是真理,科學研究還沒有發現智商與道德的關係,高智商者並不一定缺德。但這並不代表才智與道德就完全無關了,只是不能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而已。比如在理論上,才智較低者比較容易接受思想灌輸(洗腦),如果灌輸了善良的社會規範,像晉大夫叔向信裡說的,他們自然有更高尚的道德。這就是儒家夢想的「三代之治」的真實面貌,英明的領袖以身作則,勸喻教化。反過來說,純樸的人民也可能灌輸叢林法則,灌輸「狼性」、種族至上、國家至上主義、極端的政治、宗教,於是他們對內是自私的「禽獸」,對外是殘忍的「暴民」。

人的天賦也是不平等的。在一個「長短相較,高下相間」的真實社會裡,才智低下者容易淪為弱勢族群,也更專注於滿足較基本的生命、安全、富貴、榮譽需求。如果不用善良教化引導,他們還更有「變壞」的趨勢。

而才智愈高,自學的能力也愈高,因此可能自己領悟出群體社會相處之道,而成為有德之人,像老子一樣寫書提倡「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或者像周文王作《易經》、孔子作《易傳》一樣給大眾洗腦。才智高超的人很幸運,比較容易滿足物質、名譽需求,也更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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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這麼說:在明主、「優秀的愚民教化」統治下,善良風俗盛行,才智較低者可能比自學道德的聰明人(聰明程度平均不及明主)更善良。但是在昏主、粗劣的愚民教化統治下,反而是自學的明智者在道德的路上走得比較遠。如果像道家所說,放棄愚民,應該能鼓勵人獨立思考,提高長遠的競爭力,但如果在治世下這麼幹,短期內也會讓一部份人民「變壞」呢。這就是世界威權國家轉型民主初期面臨的動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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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思想研究 (9) 君子、凡人與朝代興亡規律

帖子 maltz » 2015-03-20, 07:41

蜀漢思想研究 (9) 君子、小人與朝代興亡規律

東漢末年有位仲長統,曾任尚書郎、(曹操)丞相府參軍,著有政論《昌言》。他在裡頭感慨當時的士人風氣有三俗、三可賤、三奸:

三俗
:point_orange: 選士而論族姓閥閱。(選官吏靠出身、資歷;理想中是靠才德選官。)
:point_orange: 交遊趨富貴之門。
:point_orange: 畏服不接於貴尊。(地位低下的人懼怕有權勢者,不敢接觸他們。)

三可賤
:point_orange: 慕名而不知實。
:point_orange: 不敢正是非於富貴。(看見富貴人犯錯,也不敢糾正。)
:point_orange: 向盛背衰。(趨炎赴勢,落井下石。)

三奸
:point_orange: 實不知詳不言。 (不明白卻不承認)
:point_orange: 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
:point_orange: 受無名者移知者。 (無名者不能引經據典,所以改託名人之口)

也許憤世嫉俗對健康有害,仲長統只活了四十一歲(180-220年)。即使他穿越到今日,看見人民懼怕、崇拜不受監督的權貴,聽見「世界上沒有永恆的OX,只有永恆的利益」,「大家都這麼腐敗,我不這麼就完了」,「皇帝不滿權力被士大夫階級奪走,自然要聯合宦官奪權」這些時下流行說法,也要感慨萬千吧。

君子--道德

漢代以儒學為主流。在儒家看來,交遊趨富貴之門、慕名而不知實、以不知為知,知為不知,都是標準的「小人」行徑,是「君子」看不起的。君子、小人是儒家發揚光大的辭彙,在蜀漢時代應該已經深入人心,比如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小人與賢臣是對立的。《論語》幾個著名的君子、小人對比他們一定熟悉:

:point_orange: <學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point_orange: <顏淵>:「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point_orange: <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point_orange: <堯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point_orange: <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還有《左傳》:「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後世把這兩個器官倒過來說。)

上面的君子除了利他之外,還有光明磊落、知錯上進、性情穩定等特色,這些也都是有利社會的特質。但把君子與道德劃上等號不是孔子的發明,早在《周易》的爻辭裡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 這種占卜心靈雞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只是傳承古聖賢的思想,發揚光大。

君子--地位與才識

其實君子的本意是「君之子」,國君的兒子,引申代表貴族;類似「公子」本是「公」的兒子,後世用來尊稱別人的兒子。「君子」、「小人」本來只是地位階級的差別。《左傳》記載楚公子棄疾(日後的楚平王,前528-516年在位)經過鄭國,嚴禁侵擾,「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貴族違令要廢為庶人,庶人再降也許變奴隸了。

《左傳》裡還有君子、小人的第三種定義--君子眼光遠大,適合從政,小人眼光短小,不適合。鄭國的掌政者子皮請子產為政,他說:「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子產抽象思考能力強、學識優秀,子皮自知在治國方面不如他,所以讓賢。這第三種君子定義在後世並不陌生,比如《三國演義》裡諸葛亮舌戰江東群儒:

<第四十三回>: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

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程秉)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不能對。

「君子儒」知其大者遠者,有匡扶宇宙之才;而「小人儒」沒那能耐,為了做官發達,就走上了「治經典」官方儒學的「小人儒」道路,皓首窮經。這一段雖然是羅貫中的創作,但諸葛亮還真這麼說過。裴注引《諸葛亮集》,當魏國幾位大臣寫信招降,丞相諸葛亮不回信,公開議論,說他們是「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這裡的「大人君子」就是不舞文弄墨的「小人儒」。

:on_vadersweat: 其實這些研究不都是「尋章摘句」嗎?但研究的目的正是「知其大者遠者」,檢視人類文明,借古思今,希望對現代讀者也有些幫助。

《三國演義》裡嚴峻問諸葛亮「治何經典?」有點像今天我們問人「你大學主修什麼?」羅貫中如果再世、穿越,或許頗有微辭--知識份子理應胸懷古今中外,橫跨基礎、應用、人文科學,何必問主修什麼?當然現代的知識訊息量已經遠遠超過任何「神人」的理解範圍,總得有所專精,但也不能做井底之蛙,專業以外一問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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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君子的定義:「階級高」、「才識高」、「道德高」,在古代社會彼此互為因果,呈正相關,所以概念時常重疊。當時的資源遠沒有今日豐富,分配更不平均,平民百姓無緣接受公辦教育。學校到漢代才有 (朝廷推展教化,鼓勵人民學習儒經),即使東漢太學出現了三萬人的盛況,全國五千多萬人,平均一千多人裡面只有一個洛陽太學生。所以春秋戰國時代貴族得天獨厚,有機會學習思考,自我實現,平均自然比平民更博學、有深度,也比較有道德 (特別缺德的個體還是有的)。多虧教化普及,緩和了極少數人對階級、學識、道德的壟斷。以下是再舉兩個君子、小人的記載:

西元前 645 年,秦國擊敗晉國,俘虜了晉惠公 (後來「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重耳的弟弟,當時重耳流亡在外)。《左傳》記載秦穆公與晉國大夫陰飴甥會面,秦伯問起晉國內部情況。陰飴甥說,晉國內部不和,「小人」認為國君被抓應該是死定了(先前晉惠公許多行為招來秦國不滿,因此攻打晉國),又對國君被抓深感羞恥,還哀悼死於戰場上的親人,寧可歸順戎狄,都要在太子圉(yu3)的領導下找秦國報仇。但「君子」認為秦國會放晉惠公回來,晉國要報答秦國恩德。

人性習慣把自己的思考習慣投射在他人身上,所以晉國寬大為懷的一派比較天真地以為秦穆公也會寬大對待晉惠公;而心胸狹窄的一派認為秦國一定想報仇,而他們自己也想報親人之仇。網路上常見睚疵必報、揚眉吐氣的心態,可以歸作「滿足自尊」的正常人性需求。

《三國志》說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這裡的君子、小人指什麼呢?從《三國志》成書的年代、陳壽的師學背景(譙周),君子、小人應該大半是道德的意思。但劉備曾經勸告張飛「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這樣看來「小人」又有地位的含意。但史料上又沒有張飛敬愛貴族、士大夫的記載,反而是同樣身為「萬人敵」的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也許張飛特別討厭缺德的部屬。後來范疆、張達割了張飛的頭投奔東吳,差不多也是「揚眉吐氣」一類的思路。

為什麼「君子」、「小人」的意思慢慢轉變,到後世單指道德呢?也許是孔子與傳人們「別有用心」,刻意把這一對代表階級、才智的辭彙平民化,百姓只要有心,都可以活得像貴族,靠這樣實現(重現)大同之治。即使道德上的平民君子可能流於「小人儒」,好歹他們一心向善,捨己為人,為社會的穩定、進步貢獻。

其實孔子對於君子、小人的定義也露餡過。<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的弟子言偃 (字子游) 是武城宰 (後來的縣令)。看來是個民風不開化的地方,所以孔子一聽見弦歌聲就笑:「割雞焉用牛刀?」子游說:「以前我聽老師說過:君子學道了就懂得愛人;小人學道就容易趨使。」意思是即是武城都是些「小人」,推廣君子藝術也能移風易俗,使他們更聽話。孔子窘了一下,只好說自己是開玩笑的。這裡的「小人」就有地位、見識的意思。

雖然子皮說「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真要仔細研究「小者、近者」,不靠努力學習、反覆思考改進也做不來。科技、物質文明就是「小者、近者」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 (企業負責人還得有些長遠眼光),而物質文明又為精神文明創造條件。相較之下,研究天命才沒用 (當然「君子儒」不會做那個)。子皮的原意也不是歧視研究小者、近者的專材,只是在治理國家、管理眾人之事上,眼光高遠的人更適合。

缺乏自信的恐懼

現在回頭看《昌言》與《論語》這些君子、小人的對比,其實很多道德上「小人」的特徵也與「社會、經濟階級低下」、「缺乏才識」相關:

:point_orange: 一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或許仲長統識人精準,但一般人看不穿面具,只好跟隨當下現成的標準。
:point_orange: 二俗:交遊趨富貴之門。--平庸者忙著追求當下的溫飽、未來的溫飽,一時看不見富貴之外的追求。自然崇拜有錢的。
:point_orange: 三俗:畏服不接於貴尊。--地位較低,缺乏自信。比上一種巴結富貴的還慘,連巴結的自信都沒有了。

:point_orange: 一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仲長統看得透世間人事的本質,一般人只能看見表面,只聽得懂「大V」。
:point_orange: 二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地位較低,怕惹上權貴挨整。
:point_orange: 三可賤:向盛背衰。--缺乏自信,只好見風轉舵。

:point_orange: 一奸:實不知詳不言。--確實不懂,怕承認而丟面子,失去信任。
:point_orange: 二奸: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因為沒有深刻的主見,只好人云亦云,又沉浸在好不容易得到的虛榮自尊裡。
:point_orange: 三奸:受無名者移知者。--不常聽見的名字本來就比較難記,也許真忘了。可能怕自己說話不夠份量,只好託言名人之口。寫寓言的就是這樣嘛 :on_sweat:

:point_orange: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還無法判斷什麼是(國家、世界觀點)正當的行為,或者能判斷但是害怕惹禍上身而不敢做。
:point_orange: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沒有能力,或沒有自信。
:point_orange: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面對充滿不確定的生活,內心充滿憂懼。
:point_orange: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沒有強大的內心,因此虛張聲勢滿足自尊需求。
:point_orange: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程度不足,嫉妒比自己好的。

再看看現今一些流行的說法:

:point_orange: 世界上沒有永恆的OX,只有永恆的利益。--生活迫切,還沒領悟到人類在利益以上的需求。
:point_orange: 大家都這麼幹,我不這麼就完了。--看不見其他的出路。
:point_orange: 皇帝不滿權力被士大夫階級奪走,自然要聯合宦官奪權。--分不清誰知道大者、遠者,更會治國,不能像子皮一樣讓賢。

中華文化到今日都有濃濃的「泛道德主義」,什麼事都往善惡道德扯去,什麼都是其心可誅、別有用心;其實有時從階級、才識角度分析,更能看見全貌。當然從道德批評很符合文化習性,從階級、才識批評就顯得殘忍、政治不太正確了。文學常兼具「同情」與「鄙視」草根階層角色的情緒。「小人」被自己的恐懼奴役,或許也可以同情地說句:他們「非不為也,不能也」。事實大概在中間,凡人、正常人都有選擇行為的能力,很多時候事情沒有想像的這麼糟,挺過去了未來更美好。

王伯祥 (1890-1975) 在《春秋左傳讀本》說:「小人無知則畏恐,君子有識則無懼」,也能用俗話「知識就是力量」解釋。人天生怕黑,不知黑暗裡有什麼,恐怖電影裡一看到鬼的臉,反而沒這麼可怕。國家安全部門最愛扯上「威脅」,鼓吹潛在的危險,自然就要衝突升溫、引向戰爭,能說這是「小人」思維嗎?似乎太偏激了。都是正常人的思維。總歸一句,自信缺失、意志不堅,恐懼當頭,只有抓住眼前一些看似重要的事物,祈求自保,便要出現……不夠君子的症狀。

朝代興亡的循環

沒有爭議的是,「知其大者、遠者」與治國能力成正比;孔子、子產、諸葛亮確實把國家治理得好。而且他們身上總是洋溢著「君子」的特質。那麼歷朝歷代的興亡便可以這麼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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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競爭激烈,脫穎而出、開創新朝代的君臣,總是比較有才幹,知其遠者、大者的少數人。但太「有德」又容易死掉,比如龐統率眾攻打雒城,離敵人太近,中箭而死。所以一般開國君主都有些心狠手辣、道德不完美。劉邦、曹操、各種太祖心黑罄竹難書,劉備也有背叛劉璋的汙點。但整體說來,三國的開國君臣都是天下俊才,一時之選,所以都能在亂世中建立一些盛世基業。但他們的子孫不見得能保持這樣的水平。孟子有句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因為缺乏上進的動力而安於平凡。蜀漢只到第二代,劉禪就與黃皓混在一起,聽信鬼巫說魏軍不會打過來。當然還有遺傳因素,比如男人選妻妾喜歡看美貌,少了些內在優秀的保證。

古代統治階級墮落或許這還可以用「熱力學第二運動定律」解釋。隨便抓一把人,總是正常人居多;開國君臣本是機率上很少見的精英集合。但接下來缺少了這些「生於憂患」的篩選機制,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才能在機率上自然慢慢往社會平均靠近,治國能力慢慢走下坡。因為他們平凡,對物質富貴、精神榮譽需求較高,腐敗現象也更甚。

《三國演義》編出諸葛亮罵死王朗,他是這麼說東漢末年的:「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這是從(羅貫中揣摩)理想知識份子的角度看的。漢靈帝時崔烈花五百萬錢買到司徒(三公級),正常人有多少比例會這麼幹?漢代早在惠帝時就因為財政問題開始賣爵了,只是靈帝賣三公、九卿、州郡刷新底限。責人標準寬些,買爵、買官的都是追求榮譽、有較強烈自尊需求的正常人吧。做一個正常人當然不是罪惡,只不過他們正好坐在中央集權的頂峰,難以駕御他們的權力。俗話說權力會腐化人,在周公、諸葛亮、姜維他們身上或許不適用,但古今「完人」太稀有、太不正常了,正常人是會被腐化的。人類組織從幾百、幾千人的氏族發展到十億人的大國,是了不起的進步,但人類的基因卻沒演進得這麼快,所以從「不正常人」到正常人領導,從大治大國崩潰至部落爭戰的亂世,都是自然的回歸,而從亂世中又篩選出來一群精英開闢新局,領導潮流,反而是幸運的特例。

求大求遠的士大夫不禁要問,朝代既然有自腐傾向,有什麼辦法阻止它崩潰?可以用上古社會的老辦法「德治」,加強古聖先賢的價值、智慧灌輸。這個辦法在今天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樣的灌輸,挺管用的。即使諸葛亮小時候都挺傻,都可以被影響。但過份灌輸也要擔上愚民的不良後果。也得看灌輸的價值觀自身的理論層級,太膚淺偏執,掌權者自己都不信,照樣腐敗,只是「忽悠」百姓而已,還要招來高級人才的反感,所以理論也要與時俱進,不能學宗教兩千年不變。那麼宣傳最先進的理論好嗎?蜀漢時代依然盛行儒教迷信,如果找些比較清醒的玄學家無情戳破三代之治的「迷信」,把孔子拉下神壇,一般官吏還有多少信心去追求大治?現階段的平均人類似乎還不能放棄宗教式的安定力量。還是需要執中,各取所需似乎更好。另一個辦法是子產的「法治」,落實停損底線。只要不犯法,追求基本需求都是(消極)自由。

還有三個更治本的辦法。第一,制度改革,確保人才的參政機會,不好的執政者很快就被換下去,而不是一直坐在位子上。這就是近代民主選舉的概念,以制度強迫君主禪讓,以制度平均權力,這可以減輕弱勢者的恐懼。但民主不是仙丹,人民的平均程度在哪裡,民主社會的程度也差不多在那裡。人民不見得能選出孔子、諸葛亮。名字不常聽見,很難當選,諸葛亮長得帥還有機會,孔子像一貼出來就有困難。第二,改善社會平等,減少缺乏自信者的恐懼。但社會福利好,人也容易偷懶、縱欲,今朝有酒今朝醉,濫用社會資源利己。人性如此,正常人都有,但也有先進國家辦得到。第三,普及大、遠的知識。這個或許有些強人所難,因為「正常人」的需要還沒有到這個層級,或許用娛樂的形式偷偷夾帶一些吧。真要再現大同之治,以今日人類的基因、思想習慣,還是挺困難的,但經過每一代的努力,也能距離理想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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