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思想研究 (1) 博愛:墨、朱之間的灰色執中
发表于 COLON 2015-03-06, 23:00
蜀漢思想研究 (1) 博愛:墨、朱之間的灰色執中
古代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大,蜀漢人的平等概念與今日不太相容,要討論楚蜀漢人的平等思想,乃至於一切的倫理道德觀念,得先談更基本的「善、惡」,如劉備遺言:「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死前留下的遺言總是自認最重要的。
善惡的本質
人類群居,發展出「利他」為善、「利己」為惡的價值觀,有利群體的行為受到社會鼓勵,反之則不見容於群體。人類同時具有利他與利己的本能,性善、性惡兩個說法都對。從生物演化看,我們遠古的祖先因為利他而發達,團結分工,各展所長,「一加一大於二」,不易被補殺,更容易消滅敵人。但「一加一」裡面較自私的那位往往獲得更多的資源、繁衍更多子孫後代,也才有今日的我們。我們是惡人的後代!而人類社會崇善鄙惡,其實也符合個體的「利己」--利他者造福自己,利己者侵害自己。
現代、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蜀漢都是群居社會,都不能免於日常生活中各種善、惡的難題。其實善惡兩端也不見得互斥,許多情況可以實現利他、利己雙贏;又有些情況利己屬於人之常情,不必苛責。總歸是比社會平均更加無私的稱為「善人」,更加自私稱為「惡人」,這是古今一致的價值。
要推敲蜀漢人的善惡觀,得上溯到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黃金時代--春秋戰國。那時雖然百家爭鳴,總還有熱門學說。<孟子.滕文公>記載孟子當年(戰國中期)感嘆:「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所以距蜀漢六百年前,墨子、楊朱一度為思想主流。
墨家兼愛
墨家的中心思想是「兼愛」,博愛世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身勞苦,日夜不休,「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家的「兼愛」可說是諸子百家中最高級的「利他」,最接近終極的「善」。當然孟子不同意兼愛是善,他認為人對自己的父親應該比對陌生人更好。父母養育子女,不報恩真是可惡透了。而在(假想的)墨家社會裡,父母對自己與他人的孩子的愛是沒有分別的,孩子自然也不必報答自己的父母多過其他人的父母。
放在今天,墨家這樣的「世界主義者」難能可貴地活躍各國身體力行實踐,打著「非攻」的主張四處義務守城,真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當然,墨家「節用」、「非樂」這種苦行僧式的要求不容易做到,而傾向自我犧牲者一般也會求仁得仁,墨家在後世逐漸沒落。但墨家竟能一度成為顯學,顯示當時抱持「世界大同」情懷的人還相當多。
楊朱為我
楊朱則正好相反。他「一毛不拔」,反對社會規範,認為人只要順著自己的本性生活就好。這被孟子上綱成「為我」,只為自己,自然就不管別人死活了。當然,這比起《三國演義》裡曹操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還算輕微些。這典故出自<三國志.武帝(曹操)紀>,說到董卓廢立皇帝,要與曹操計事,曹操變易姓名逃回家,裴松之注引《孫盛雜記》說到曹操與數騎經過故人成皋呂伯奢家,曹操「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這樣的價值觀是終極的利己,終極的惡。亂世生存壓力大,自私些的確是自保之道,戰國楊朱成為顯學,漢末亂世多數人寧可選擇「霸道」,也是人性自然。
事實上楊朱本人似乎沒這麼窮凶極惡,他與墨子唱反調,並不是反對「利他」。《三國志裴注》引《零陵先賢傳》,說到劉備找一個叫周不疑的向劉巴學習,劉巴回答:「(我)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所以楊朱的特色是相對於「務時」的「守靜」,而不是「為我」。其實<列子.楊朱篇>的楊朱甚至說出:「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楊朱簡直是共產主義者,哪裡「為我」!當然《列子》是一部寓言,是作者借楊朱之口說自己想說的話,楊朱本人可能沒說過。光從《列子》看來,楊朱思想還頗接近道家、玄學家的自由主義,後面再談自由。
如果我們將善惡畫一條向量軸,那麼墨家的「兼愛」與孟子口中楊朱的「為我」就分屬兩個極端:
<孟子.盡心篇>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端)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這段話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子莫」可以是人名,「權」可以代表權變而不是權力,但總可以看出第三種價值--執中。孟子不喜歡戰國人的兩極思想,黑白分明,類似今日網路上的年輕人。但人逐漸成長,總會逐漸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常介於兩個極端之間,隨時彈性權衡,改變平衡,這就是孟子推崇的「執中」。尤其在亂世中,不為自己打算則太容易死掉,甚至禍及家人子孫;而太自私又為社會所不容。無論走哪一種極端都不易堅持,於是執中、折衷的思想自然產生,更容易施行。
各家執中而求善
最執中的思想,理論上是「對自己與天下人完全一視同仁」,乍聽之下這就是墨家的「兼愛」,但墨家是犧牲自己而利天下的,比這個「高尚」。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的,是告誡漢文帝「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的廷尉張釋之,是「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莊子。下一節再多討論平等思想。在本節「博愛」的標準下,法家與道家不如「兼愛」,但超過「為我」。事實上法家也可以立法規定要人更博愛,連韓非自己都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所以法律還規定了人必須忠君、孝父母等。
上面這根本是儒家的「三綱」,儒家、法家在博愛上也達成共識。而儒家更進一步在君臣、父子、夫妻三綱後面多添了兄弟、朋友,成為「五常」。又如《大學》說:先「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博愛是有等差的,是從自己身邊一步步推廣出去的。孔子與弟子所著的《禮記》裡面有一段知名的<禮運.大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博愛推廣出去,關懷弱勢者;而<大學篇>又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民就是博愛,至善就是利他、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所以儒家的理想與墨家相似,只是還沒達到大同治世之前,還是要先照顧好自己身邊的人,先把當下的亂世挽回成小康,再追求大同。套句現代用語,蜀漢儒者可以自誇這是務實的、循序漸近的、有「炎漢特色」的世界主義道德觀,「極高明而道中庸」。但很不幸漢儒、乃至於後世的儒家都滿足於小康之世,缺乏改革進步到大同治世的動力,滯塞了兩千年中華文明。
事實上,古代的主流思想大多是崇善、追求天下大治的。《韓非子》說三綱,「三者順則天下治」;《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都是博愛。大乘佛教的菩薩「捨己渡人」,利他程度似乎更在墨家「兼愛」的本意之上,只是墨家實踐起來又近似菩薩。五斗米教講「互助互愛,思過修善」,也是崇善。真要將各家學說分出博愛程度的高下並不容易,比如同為道家,老子似乎比莊子更在乎天下大治,同為儒家,孔子的大同理想又比一般漢儒高遠。十分粗糙地說,墨家、佛教的利他程度最高;儒家、道家高過法家、道教。道士閉關修煉,如果能做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似乎還比「我飛昇後,哪怕洪水滔天」更加博愛。
蜀漢人的博愛
蜀漢人受到以上這些思想的薰陶,內心自然向善,追求利他。墨家沒落已久,拋棄國界,為天下人奔波的志士即使有,也應是少數。打開《(三國志)蜀書》,劉璋投降的理由:「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還挺切合博愛,可惜他沒有墨家救世的才識。
蜀漢人的榜樣莫過於諸葛亮。諸葛丞相掌政,不圖利私人,國家安和樂利,但他發動北伐,讓兩國死了好幾萬人。在博愛的標準看來,諸葛亮與其追隨者做到了「犧牲自己,造福國人」的層級,在當時已是「善人」的典型了。今日的主流價值觀也是國家這個層級的。這既是受儒、法「忠君」的愛國核心思想影響,也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現實情況,本來一些國際事務就有叢林法則的意味,一個國家若當劉璋,就會受「列強」欺負。要改善這樣的「人類內鬥」現象只能推行更強大、完善的國際政治體制,如聯合國、跨國非政府組織,改變正在發生。
說回蜀漢。若不能造福國家,次好的蜀漢人也能顧好三綱五常,犧牲自己,造福君王、親屬、鄰居朋友,追求《中庸》裡孔子說的「君子之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先一步利他。再次一級的,能平等對待自己與他人,努力實行《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隨時想到這個也不簡單了。
蜀漢人也可以儒道墨法都不信,只信孟子口中的楊朱,更可能的是他不認識楊朱,卻與他暗合。蜀漢末年黃皓黨羽提拔親信,枝葉茂盛,遍布朝野,吏民比例近三倍於吳國,使國家走向滅亡,損害了多數國人的利益。客觀說他們的確是「為我」的「惡人」,落在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點以下。這樣的蜀漢人佔多少比例呢?可以參考以下幾則史料:
<三國志.劉二牧傳>:「(劉璋)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裴注引《漢晉春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裴注引《襄陽記》: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
這樣看來蜀漢善人真多!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群下」、「左右」都是黃皓時代之前的官吏、「十萬之眾」都是愛國、愛領袖的士卒,不是一般百姓。
<三國志.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可能郡守募不到兵。)
<譙周傳>:「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看來許多蜀漢百姓心裡沒有「大我」,但這也是正常現象。即使今日的知識、教育比起近一千八百多年前普及許多,假設世界資源總量不變、通貨膨脹有限,那麼「賺錢」其實也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自己的錢多了,其他人就錢少了,但感謝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普世價值,一般人不會覺得賺錢是壞事,竟還是「做人成功」的依據呢。當然經濟發展也會帶動生產力增加,使得物質更富裕,如果不因此破壞環境使子孫受害,許多行業本身也可說是利他的「行善」,利己與利他雙贏。儒家沒看見這點而抑商,也造成社會發展遲緩。而商人賺來的錢也能做善事,比如很多資本家要捐出全部財產,只是大部份人似乎更願意把賺來的錢留給子孫。總之,資本主義為什麼能一時戰勝社會主義,也就是因為當代平均人類「利己」的動力大於「利他」。
比起求利,「求名」的損人利己性更加明顯。比如皇帝只能一個人當,自己佔了名額,其他人就沒了,很難造成雙贏,除非出名的原因是發現了一個辦法,使得人腦記憶力增強,能記住更多人的名字。蜀漢年代的爵位雖然沒有食邑,卻是父死子繼的,所以出名也能讓子孫受益。
總之,求名、求利、犧牲大多數人利益而造福自己、與自己周圍少數人的,其實佔了社會的很大一部份,也是社會所允許的,這才是人類的常態。這樣一來,似乎不應該叫他們「惡人」,不概叫他們「醜陋的世人」,而該叫「常人」。就像今天網路小說的主要受眾是年輕人,讀者歡迎主角發達的情節,收集錢、權、名、美色。這本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太苛責。只要同時重視適合成年人看的書籍,多寫、多讀超脫了利己主旨的故事。
回到蜀漢年間,各家教化多是勸人為善,只是程度、方法不同,但當時人絕大多數是農民,沒能受正式教育,頂多是鄉裡面的「三老」與長輩、父母從小耳提面命。可以想見,大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還真會變成劉禪、黃皓,甚至還不如他們。(自詡)有道德、有見識的人,往往把世人說得十分不堪;但事實上,教化盛行時,人往往會本能做善事、當善人,遵守禮教,只是偶爾沒發現自己做的是壞事,或者一做了壞事的開端就被阻止,而侍中董允死後劉禪與黃皓沒人阻止,國事才江河日下。所以腐敗既是素質問題,又是制度問題,也許兩千多年前的戰國人才天真地以為只是其中一個的問題。
最後,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以「博愛」為軸,極端的利他是 1 ,極端的利己是 0,利他等於利己是 0.5,而蜀漢人的善惡觀是常態分布的。受到各家教化影響,蜀漢社會平均總該高過 0.5,在諸葛丞相任內因為言教、身教、較完善的法治、人治而上升,或者說向 0.65 (隨口編的) 的忠君思想、0.75 的國家主義收攏。蜀漢末年黃皓勢力抬頭,博愛平均又向下滑,甚至低過 0.5 ,但也可能因為權威約束力下降,人民比較自由,因此博愛程度還分布更廣些。
假設在諸葛亮時代,出現了一個博愛程度高達 0.98 的墨家傳人,坐在太學前面絕食,反對丞相北伐、殘殺中華同胞,甚至想動身到陳倉城去幫郝昭守城,他距離忠(漢)君思想、國家主義已經太遙遠,很可能被一般人誤會成「漢賊」、魏國細作而被捕下獄。諸葛亮喜歡躬親斷案,又是天下奇才,總是開明一些,也許請他搬去汶山郡,陪廖立一邊種菜一邊倡所欲言。但到了黃皓時代,公開拿劉備、劉禪的名字宣傳亡國論的譙周反而沒事,還真是寬鬆了。但黃皓黨羽為自己親信謀福,倒成為官場的常態,人民或許又見怪不怪,反而恨自己沒那機會分一杯羹。古今人類相似甚多,於是歷史不斷重演。
即使在(自詡的)聖賢看來,「世道」相對汙濁,舉世相對沉醉,人類的未來還是挺樂觀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民間因為物質、精神生活豐富,正自覺朝向墨家、世界人民大團結的方向前進。相信中國各方面繼續發展下去,中華文化求善的動力也會更加強大,還會出現更多的墨家,為世界其他人民奔走謀福。那樣的中國便完美崛起了。
古代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大,蜀漢人的平等概念與今日不太相容,要討論楚蜀漢人的平等思想,乃至於一切的倫理道德觀念,得先談更基本的「善、惡」,如劉備遺言:「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死前留下的遺言總是自認最重要的。
善惡的本質
人類群居,發展出「利他」為善、「利己」為惡的價值觀,有利群體的行為受到社會鼓勵,反之則不見容於群體。人類同時具有利他與利己的本能,性善、性惡兩個說法都對。從生物演化看,我們遠古的祖先因為利他而發達,團結分工,各展所長,「一加一大於二」,不易被補殺,更容易消滅敵人。但「一加一」裡面較自私的那位往往獲得更多的資源、繁衍更多子孫後代,也才有今日的我們。我們是惡人的後代!而人類社會崇善鄙惡,其實也符合個體的「利己」--利他者造福自己,利己者侵害自己。
現代、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蜀漢都是群居社會,都不能免於日常生活中各種善、惡的難題。其實善惡兩端也不見得互斥,許多情況可以實現利他、利己雙贏;又有些情況利己屬於人之常情,不必苛責。總歸是比社會平均更加無私的稱為「善人」,更加自私稱為「惡人」,這是古今一致的價值。
要推敲蜀漢人的善惡觀,得上溯到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黃金時代--春秋戰國。那時雖然百家爭鳴,總還有熱門學說。<孟子.滕文公>記載孟子當年(戰國中期)感嘆:「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所以距蜀漢六百年前,墨子、楊朱一度為思想主流。
墨家兼愛
墨家的中心思想是「兼愛」,博愛世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身勞苦,日夜不休,「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家的「兼愛」可說是諸子百家中最高級的「利他」,最接近終極的「善」。當然孟子不同意兼愛是善,他認為人對自己的父親應該比對陌生人更好。父母養育子女,不報恩真是可惡透了。而在(假想的)墨家社會裡,父母對自己與他人的孩子的愛是沒有分別的,孩子自然也不必報答自己的父母多過其他人的父母。
放在今天,墨家這樣的「世界主義者」難能可貴地活躍各國身體力行實踐,打著「非攻」的主張四處義務守城,真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當然,墨家「節用」、「非樂」這種苦行僧式的要求不容易做到,而傾向自我犧牲者一般也會求仁得仁,墨家在後世逐漸沒落。但墨家竟能一度成為顯學,顯示當時抱持「世界大同」情懷的人還相當多。
楊朱為我
楊朱則正好相反。他「一毛不拔」,反對社會規範,認為人只要順著自己的本性生活就好。這被孟子上綱成「為我」,只為自己,自然就不管別人死活了。當然,這比起《三國演義》裡曹操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還算輕微些。這典故出自<三國志.武帝(曹操)紀>,說到董卓廢立皇帝,要與曹操計事,曹操變易姓名逃回家,裴松之注引《孫盛雜記》說到曹操與數騎經過故人成皋呂伯奢家,曹操「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這樣的價值觀是終極的利己,終極的惡。亂世生存壓力大,自私些的確是自保之道,戰國楊朱成為顯學,漢末亂世多數人寧可選擇「霸道」,也是人性自然。
事實上楊朱本人似乎沒這麼窮凶極惡,他與墨子唱反調,並不是反對「利他」。《三國志裴注》引《零陵先賢傳》,說到劉備找一個叫周不疑的向劉巴學習,劉巴回答:「(我)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所以楊朱的特色是相對於「務時」的「守靜」,而不是「為我」。其實<列子.楊朱篇>的楊朱甚至說出:「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楊朱簡直是共產主義者,哪裡「為我」!當然《列子》是一部寓言,是作者借楊朱之口說自己想說的話,楊朱本人可能沒說過。光從《列子》看來,楊朱思想還頗接近道家、玄學家的自由主義,後面再談自由。
如果我們將善惡畫一條向量軸,那麼墨家的「兼愛」與孟子口中楊朱的「為我」就分屬兩個極端:
<孟子.盡心篇>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端)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這段話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子莫」可以是人名,「權」可以代表權變而不是權力,但總可以看出第三種價值--執中。孟子不喜歡戰國人的兩極思想,黑白分明,類似今日網路上的年輕人。但人逐漸成長,總會逐漸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常介於兩個極端之間,隨時彈性權衡,改變平衡,這就是孟子推崇的「執中」。尤其在亂世中,不為自己打算則太容易死掉,甚至禍及家人子孫;而太自私又為社會所不容。無論走哪一種極端都不易堅持,於是執中、折衷的思想自然產生,更容易施行。
各家執中而求善
最執中的思想,理論上是「對自己與天下人完全一視同仁」,乍聽之下這就是墨家的「兼愛」,但墨家是犧牲自己而利天下的,比這個「高尚」。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的,是告誡漢文帝「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的廷尉張釋之,是「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莊子。下一節再多討論平等思想。在本節「博愛」的標準下,法家與道家不如「兼愛」,但超過「為我」。事實上法家也可以立法規定要人更博愛,連韓非自己都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所以法律還規定了人必須忠君、孝父母等。
上面這根本是儒家的「三綱」,儒家、法家在博愛上也達成共識。而儒家更進一步在君臣、父子、夫妻三綱後面多添了兄弟、朋友,成為「五常」。又如《大學》說:先「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博愛是有等差的,是從自己身邊一步步推廣出去的。孔子與弟子所著的《禮記》裡面有一段知名的<禮運.大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博愛推廣出去,關懷弱勢者;而<大學篇>又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民就是博愛,至善就是利他、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所以儒家的理想與墨家相似,只是還沒達到大同治世之前,還是要先照顧好自己身邊的人,先把當下的亂世挽回成小康,再追求大同。套句現代用語,蜀漢儒者可以自誇這是務實的、循序漸近的、有「炎漢特色」的世界主義道德觀,「極高明而道中庸」。但很不幸漢儒、乃至於後世的儒家都滿足於小康之世,缺乏改革進步到大同治世的動力,滯塞了兩千年中華文明。
事實上,古代的主流思想大多是崇善、追求天下大治的。《韓非子》說三綱,「三者順則天下治」;《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都是博愛。大乘佛教的菩薩「捨己渡人」,利他程度似乎更在墨家「兼愛」的本意之上,只是墨家實踐起來又近似菩薩。五斗米教講「互助互愛,思過修善」,也是崇善。真要將各家學說分出博愛程度的高下並不容易,比如同為道家,老子似乎比莊子更在乎天下大治,同為儒家,孔子的大同理想又比一般漢儒高遠。十分粗糙地說,墨家、佛教的利他程度最高;儒家、道家高過法家、道教。道士閉關修煉,如果能做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似乎還比「我飛昇後,哪怕洪水滔天」更加博愛。
蜀漢人的博愛
蜀漢人受到以上這些思想的薰陶,內心自然向善,追求利他。墨家沒落已久,拋棄國界,為天下人奔波的志士即使有,也應是少數。打開《(三國志)蜀書》,劉璋投降的理由:「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還挺切合博愛,可惜他沒有墨家救世的才識。
蜀漢人的榜樣莫過於諸葛亮。諸葛丞相掌政,不圖利私人,國家安和樂利,但他發動北伐,讓兩國死了好幾萬人。在博愛的標準看來,諸葛亮與其追隨者做到了「犧牲自己,造福國人」的層級,在當時已是「善人」的典型了。今日的主流價值觀也是國家這個層級的。這既是受儒、法「忠君」的愛國核心思想影響,也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現實情況,本來一些國際事務就有叢林法則的意味,一個國家若當劉璋,就會受「列強」欺負。要改善這樣的「人類內鬥」現象只能推行更強大、完善的國際政治體制,如聯合國、跨國非政府組織,改變正在發生。
說回蜀漢。若不能造福國家,次好的蜀漢人也能顧好三綱五常,犧牲自己,造福君王、親屬、鄰居朋友,追求《中庸》裡孔子說的「君子之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先一步利他。再次一級的,能平等對待自己與他人,努力實行《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隨時想到這個也不簡單了。
蜀漢人也可以儒道墨法都不信,只信孟子口中的楊朱,更可能的是他不認識楊朱,卻與他暗合。蜀漢末年黃皓黨羽提拔親信,枝葉茂盛,遍布朝野,吏民比例近三倍於吳國,使國家走向滅亡,損害了多數國人的利益。客觀說他們的確是「為我」的「惡人」,落在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點以下。這樣的蜀漢人佔多少比例呢?可以參考以下幾則史料:
<三國志.劉二牧傳>:「(劉璋)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裴注引《漢晉春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裴注引《襄陽記》: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
這樣看來蜀漢善人真多!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群下」、「左右」都是黃皓時代之前的官吏、「十萬之眾」都是愛國、愛領袖的士卒,不是一般百姓。
<三國志.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可能郡守募不到兵。)
<譙周傳>:「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看來許多蜀漢百姓心裡沒有「大我」,但這也是正常現象。即使今日的知識、教育比起近一千八百多年前普及許多,假設世界資源總量不變、通貨膨脹有限,那麼「賺錢」其實也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自己的錢多了,其他人就錢少了,但感謝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普世價值,一般人不會覺得賺錢是壞事,竟還是「做人成功」的依據呢。當然經濟發展也會帶動生產力增加,使得物質更富裕,如果不因此破壞環境使子孫受害,許多行業本身也可說是利他的「行善」,利己與利他雙贏。儒家沒看見這點而抑商,也造成社會發展遲緩。而商人賺來的錢也能做善事,比如很多資本家要捐出全部財產,只是大部份人似乎更願意把賺來的錢留給子孫。總之,資本主義為什麼能一時戰勝社會主義,也就是因為當代平均人類「利己」的動力大於「利他」。
比起求利,「求名」的損人利己性更加明顯。比如皇帝只能一個人當,自己佔了名額,其他人就沒了,很難造成雙贏,除非出名的原因是發現了一個辦法,使得人腦記憶力增強,能記住更多人的名字。蜀漢年代的爵位雖然沒有食邑,卻是父死子繼的,所以出名也能讓子孫受益。
總之,求名、求利、犧牲大多數人利益而造福自己、與自己周圍少數人的,其實佔了社會的很大一部份,也是社會所允許的,這才是人類的常態。這樣一來,似乎不應該叫他們「惡人」,不概叫他們「醜陋的世人」,而該叫「常人」。就像今天網路小說的主要受眾是年輕人,讀者歡迎主角發達的情節,收集錢、權、名、美色。這本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太苛責。只要同時重視適合成年人看的書籍,多寫、多讀超脫了利己主旨的故事。
回到蜀漢年間,各家教化多是勸人為善,只是程度、方法不同,但當時人絕大多數是農民,沒能受正式教育,頂多是鄉裡面的「三老」與長輩、父母從小耳提面命。可以想見,大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還真會變成劉禪、黃皓,甚至還不如他們。(自詡)有道德、有見識的人,往往把世人說得十分不堪;但事實上,教化盛行時,人往往會本能做善事、當善人,遵守禮教,只是偶爾沒發現自己做的是壞事,或者一做了壞事的開端就被阻止,而侍中董允死後劉禪與黃皓沒人阻止,國事才江河日下。所以腐敗既是素質問題,又是制度問題,也許兩千多年前的戰國人才天真地以為只是其中一個的問題。
最後,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以「博愛」為軸,極端的利他是 1 ,極端的利己是 0,利他等於利己是 0.5,而蜀漢人的善惡觀是常態分布的。受到各家教化影響,蜀漢社會平均總該高過 0.5,在諸葛丞相任內因為言教、身教、較完善的法治、人治而上升,或者說向 0.65 (隨口編的) 的忠君思想、0.75 的國家主義收攏。蜀漢末年黃皓勢力抬頭,博愛平均又向下滑,甚至低過 0.5 ,但也可能因為權威約束力下降,人民比較自由,因此博愛程度還分布更廣些。
假設在諸葛亮時代,出現了一個博愛程度高達 0.98 的墨家傳人,坐在太學前面絕食,反對丞相北伐、殘殺中華同胞,甚至想動身到陳倉城去幫郝昭守城,他距離忠(漢)君思想、國家主義已經太遙遠,很可能被一般人誤會成「漢賊」、魏國細作而被捕下獄。諸葛亮喜歡躬親斷案,又是天下奇才,總是開明一些,也許請他搬去汶山郡,陪廖立一邊種菜一邊倡所欲言。但到了黃皓時代,公開拿劉備、劉禪的名字宣傳亡國論的譙周反而沒事,還真是寬鬆了。但黃皓黨羽為自己親信謀福,倒成為官場的常態,人民或許又見怪不怪,反而恨自己沒那機會分一杯羹。古今人類相似甚多,於是歷史不斷重演。
即使在(自詡的)聖賢看來,「世道」相對汙濁,舉世相對沉醉,人類的未來還是挺樂觀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民間因為物質、精神生活豐富,正自覺朝向墨家、世界人民大團結的方向前進。相信中國各方面繼續發展下去,中華文化求善的動力也會更加強大,還會出現更多的墨家,為世界其他人民奔走謀福。那樣的中國便完美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