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才性五等論》看儒家(5):《論語》學而篇
发表于 COLON 2016-04-08, 03:37
前言
資源限制、生存壓力、與天生能力的常態分布,促使第一等、第二等思想構成古今社會裡的多數,但或許科技發展會讓這樣的分布在未來發生劇烈變化也說不定。在三國末年,佛教尚未昌盛,第三等以上的思想仍是法、道、儒三足鼎立與融合。法家思想放大殘酷的現實,阻止第一等生存本能拆毀文明。道家思想放大對第一等庸俗的不屑,對第二等教條的叛逆。儒家思想則是第二等人的洗腦量產,背後是第四等人重新擁抱第一等、第二等主流的包容與改造。如果智慧是殊途同歸的,那麼王佐之臣、道長、大儒、高僧應該對世界也有著類似的見解。
西漢從「黃老」這個儒、道、法的雜燴走向獨尊儒術,至東漢已經完全以儒家思想為信仰。在被虛妄的迷信滲透而變質退化之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取用當代最先進的第四等人思想,翻譯成具體的行為準則,要求還不能想通的平民百姓遵守。今日看來,對形式的過度執著,也許是當時不得已的潛移默化手段,也許還是局限於舊思維的偏執。就像今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都受到各自教育機器的宣傳。這麼做的好處是迅速提升主流,壞處是它們同時被主流滲透而變質。而且,強硬的第二等教條阻礙了第三等人以上人才的培養與發展,一代代的竹林七賢才要躲進山裡。
第二等人相信善良的老天,第三等人絕望地發現天地不仁。第四等人中庸一些,見多識廣一些,他們知道天道「不一定」仁。「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是一些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忠信樸實的確是自殘的婦人之仁,君子有更高的機會被正常人埋沒、誤解、嘲笑、利用、背叛。希望他們有幸藉此修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中庸》的作者子思已經有向「天人感應」靠攏的趨勢。也許受到戰亂的殘酷與百家爭鳴所逼,孔子兩代後的君子與正常人距離更遠,更加絕望,只好藉著宗教式的信心飛躍給自我催眠。藉由《論語》追溯到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或許能還原一些儒家思想的本質。但也許強者如孔子早超越了第四等人,或者超越了《才性五等論》也不可知。
從《才性五等論》看儒家(5):《論語》學而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五等論》:有子是孔子的弟子有若。這番理論似乎把「不犯上作亂」當作推廣孝悌的目的,於是「以孝治國」的司馬昭果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生有反骨的妄人固然需要孝道潛移默化,但獨立思考的第三等人經常被誤會犯上作亂,雖然他們只希望客觀地「愛父母、愛長官,但更愛真理」,把未經包裝的尖銳論證拍在上級被捧薄的臉皮上,把真相擺在不明真相而引申、投射、曲解而遷怒的群眾面前。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五等論》:第一等人為求生而無所忌憚,願意經由欺蒙受眾的表演實現自利。但即使是誠意的君子,為了避免被誤解排擠陷害,進而發揮影響,在某些情況也必須克制本能與情緒,將內剛包上外柔。這應該也算得上「巧言令色」,或者保守一些「巧不言,令無色」--慎言,喜怒不形於色。正常人的巧言令色是,起初連自己都不信,但說了一百次逐漸就信了。君子的巧言令色是,時刻檢驗言辭與臉色,必須符合誠意,因此始終相信自己。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五等論》:《中庸》第二十章談到知、行,從這裡看見孔子的務實。知識必須化作行動,才有實際效果,才會被觀察到。學習快的人,「知」相對易,「行」相對難。與之相對的正常人,「知」相對難,「行」相對易。所以儒家思想要普及於正常大眾,務實地看,必須從行為入手,行有餘力,再慢慢學為什麼。天人感應、圖說讖緯,正常人不懷疑,也當成合理的原因,信了。時至今日,科學方法也時常被對權與富的負面聯想拖下水。所以說古今的普通教育都喜歡先讓學生先背下來該怎麼做,再懂為什麼。但第三等以上求真的思考者自然不能適應這種模式。他們的道路是「學有餘力,故以行仁」。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五等論》:君子有原則、能自制,知恥改過,因此散發出莊重威嚴的氣場,選擇適合自己的環境學習並展現成果。「無友不如己者」似乎不該是儒家思想,更像初級的道家。如果天下人都不屑與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知識與智慧也無法傳播了。中庸一些說,友略不如己者,亦友略高於己者。可以從《呂氏春秋.貴公》的鮑叔牙出發,「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再學習隰朋,「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其實鮑叔牙推薦了私德不佳的管仲,他本人也往第四等前進了不少吧。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五等論》:謹慎執行喪禮,遙祭祖先,曾子(曾參)把尊敬祖先當成敦化百姓的重要手段,與前面有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有些類似。即使祭祀不認識的祖先只是做做樣子,也能感謝他們艱苦的奮鬥,由此推廣至活著的人。即使只想在厚葬的時候維持家族顏面,也能稍微看輕回歸塵土的錢財。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五等論》:孔子待人的態度是溫、良、恭、儉、讓,攻心為上,敦化風俗。其他人是怎麼「求」到情報的?也許是拿錢換。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五等論》:在儒家看來,子女不能違背父母。即使父親死了,還得繼續聽話三年,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最近聽說一個研究結論:幼年喪父的更有機會成為偉人,是否因為父親常給子女太多規劃與限制?禍兮福之所伏,打破第四等人墨守成規的死巷,正是前進第五等的機會。但是,不拼爹也可能陷入悲慘的生活,研究者卻沒看見這些樣本。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五等論》:有子認為禮的作用在第四等人的最高宗旨「和」,但又批判「為和而和」這種形式化的第二等人鄉愿,還得用「禮」來節制。怎麼用「禮」節制和平呢?前面《中庸》孔子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也許是這樣:親與不親吵架,不主張和平,幫親的;賢與不賢吵架,不主張和平,幫賢的。後半句有道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五等論》:孔子主張削減第一等的需求,克己好學。中庸一些,若能一面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一面尋求智慧,當然最好。只是正常人不斷比較自己與周圍的環境,對「基本需求」的認識不斷膨脹。當正常人為精益求精的物質生活奮鬥,君子卻把智慧當成自己的基本需求之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
《五等論》:好學的人與不變的「庸人」漸行漸遠。正常人不了解君子,本是常態。但君子若不了解各式各樣的正常人的情況與需求,就無法優化自己的態度與手段。窮人不諂媚、富人不驕傲,不依照第一等本能行動,對社會的穩定進步自然是好事。孔子要求富人再進一步,得遵守禮節,而窮人只要快樂,不遷怒社會就行了。孔子不唱高調要富人好學,沒有要求窮人守禮,來自己辦的私人學校進修,實在是偉大的明白人。
資源限制、生存壓力、與天生能力的常態分布,促使第一等、第二等思想構成古今社會裡的多數,但或許科技發展會讓這樣的分布在未來發生劇烈變化也說不定。在三國末年,佛教尚未昌盛,第三等以上的思想仍是法、道、儒三足鼎立與融合。法家思想放大殘酷的現實,阻止第一等生存本能拆毀文明。道家思想放大對第一等庸俗的不屑,對第二等教條的叛逆。儒家思想則是第二等人的洗腦量產,背後是第四等人重新擁抱第一等、第二等主流的包容與改造。如果智慧是殊途同歸的,那麼王佐之臣、道長、大儒、高僧應該對世界也有著類似的見解。
西漢從「黃老」這個儒、道、法的雜燴走向獨尊儒術,至東漢已經完全以儒家思想為信仰。在被虛妄的迷信滲透而變質退化之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取用當代最先進的第四等人思想,翻譯成具體的行為準則,要求還不能想通的平民百姓遵守。今日看來,對形式的過度執著,也許是當時不得已的潛移默化手段,也許還是局限於舊思維的偏執。就像今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都受到各自教育機器的宣傳。這麼做的好處是迅速提升主流,壞處是它們同時被主流滲透而變質。而且,強硬的第二等教條阻礙了第三等人以上人才的培養與發展,一代代的竹林七賢才要躲進山裡。
第二等人相信善良的老天,第三等人絕望地發現天地不仁。第四等人中庸一些,見多識廣一些,他們知道天道「不一定」仁。「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是一些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忠信樸實的確是自殘的婦人之仁,君子有更高的機會被正常人埋沒、誤解、嘲笑、利用、背叛。希望他們有幸藉此修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中庸》的作者子思已經有向「天人感應」靠攏的趨勢。也許受到戰亂的殘酷與百家爭鳴所逼,孔子兩代後的君子與正常人距離更遠,更加絕望,只好藉著宗教式的信心飛躍給自我催眠。藉由《論語》追溯到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或許能還原一些儒家思想的本質。但也許強者如孔子早超越了第四等人,或者超越了《才性五等論》也不可知。
從《才性五等論》看儒家(5):《論語》學而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五等論》:有子是孔子的弟子有若。這番理論似乎把「不犯上作亂」當作推廣孝悌的目的,於是「以孝治國」的司馬昭果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生有反骨的妄人固然需要孝道潛移默化,但獨立思考的第三等人經常被誤會犯上作亂,雖然他們只希望客觀地「愛父母、愛長官,但更愛真理」,把未經包裝的尖銳論證拍在上級被捧薄的臉皮上,把真相擺在不明真相而引申、投射、曲解而遷怒的群眾面前。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五等論》:第一等人為求生而無所忌憚,願意經由欺蒙受眾的表演實現自利。但即使是誠意的君子,為了避免被誤解排擠陷害,進而發揮影響,在某些情況也必須克制本能與情緒,將內剛包上外柔。這應該也算得上「巧言令色」,或者保守一些「巧不言,令無色」--慎言,喜怒不形於色。正常人的巧言令色是,起初連自己都不信,但說了一百次逐漸就信了。君子的巧言令色是,時刻檢驗言辭與臉色,必須符合誠意,因此始終相信自己。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五等論》:《中庸》第二十章談到知、行,從這裡看見孔子的務實。知識必須化作行動,才有實際效果,才會被觀察到。學習快的人,「知」相對易,「行」相對難。與之相對的正常人,「知」相對難,「行」相對易。所以儒家思想要普及於正常大眾,務實地看,必須從行為入手,行有餘力,再慢慢學為什麼。天人感應、圖說讖緯,正常人不懷疑,也當成合理的原因,信了。時至今日,科學方法也時常被對權與富的負面聯想拖下水。所以說古今的普通教育都喜歡先讓學生先背下來該怎麼做,再懂為什麼。但第三等以上求真的思考者自然不能適應這種模式。他們的道路是「學有餘力,故以行仁」。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五等論》:君子有原則、能自制,知恥改過,因此散發出莊重威嚴的氣場,選擇適合自己的環境學習並展現成果。「無友不如己者」似乎不該是儒家思想,更像初級的道家。如果天下人都不屑與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知識與智慧也無法傳播了。中庸一些說,友略不如己者,亦友略高於己者。可以從《呂氏春秋.貴公》的鮑叔牙出發,「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再學習隰朋,「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其實鮑叔牙推薦了私德不佳的管仲,他本人也往第四等前進了不少吧。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五等論》:謹慎執行喪禮,遙祭祖先,曾子(曾參)把尊敬祖先當成敦化百姓的重要手段,與前面有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有些類似。即使祭祀不認識的祖先只是做做樣子,也能感謝他們艱苦的奮鬥,由此推廣至活著的人。即使只想在厚葬的時候維持家族顏面,也能稍微看輕回歸塵土的錢財。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五等論》:孔子待人的態度是溫、良、恭、儉、讓,攻心為上,敦化風俗。其他人是怎麼「求」到情報的?也許是拿錢換。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五等論》:在儒家看來,子女不能違背父母。即使父親死了,還得繼續聽話三年,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最近聽說一個研究結論:幼年喪父的更有機會成為偉人,是否因為父親常給子女太多規劃與限制?禍兮福之所伏,打破第四等人墨守成規的死巷,正是前進第五等的機會。但是,不拼爹也可能陷入悲慘的生活,研究者卻沒看見這些樣本。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五等論》:有子認為禮的作用在第四等人的最高宗旨「和」,但又批判「為和而和」這種形式化的第二等人鄉愿,還得用「禮」來節制。怎麼用「禮」節制和平呢?前面《中庸》孔子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也許是這樣:親與不親吵架,不主張和平,幫親的;賢與不賢吵架,不主張和平,幫賢的。後半句有道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五等論》:孔子主張削減第一等的需求,克己好學。中庸一些,若能一面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一面尋求智慧,當然最好。只是正常人不斷比較自己與周圍的環境,對「基本需求」的認識不斷膨脹。當正常人為精益求精的物質生活奮鬥,君子卻把智慧當成自己的基本需求之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
《五等論》:好學的人與不變的「庸人」漸行漸遠。正常人不了解君子,本是常態。但君子若不了解各式各樣的正常人的情況與需求,就無法優化自己的態度與手段。窮人不諂媚、富人不驕傲,不依照第一等本能行動,對社會的穩定進步自然是好事。孔子要求富人再進一步,得遵守禮節,而窮人只要快樂,不遷怒社會就行了。孔子不唱高調要富人好學,沒有要求窮人守禮,來自己辦的私人學校進修,實在是偉大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