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新历史小说思潮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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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新历史小说思潮批判

帖子 maltz » 2014-09-08, 04:27

轉載:新历史小说思潮批判

來源: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297647.htm (沒有標明作者)

  新历史小说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就完全实现了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历史话语的彻底颠覆,将貌似客观的历史改写为主观形态的历史,将线性的、完整的、政治化的历史改写为片断的、非线性的、欲望化的历史,将集体经验形态的历史改写为个体经验形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家们以近乎偏执的姿态去拼命摆脱原有的历史观念,然而这种抛弃有其真实性,但也难免有些过火。正如张进所言:“颠覆大写历史与陷入小历史相对主义、强调历史的心理情感性与走向历史不可知论、迷恋边缘意识形态与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之间的悖论性处境,这些困境的克服当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当务之急。”[1]

  新历史小说致力于关注历史的循环与偶然性,这意味着作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做出了深层的思考。但过分依赖这种偶然性或必然性会陷入对历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贬低的误区,使历史的发展染上神秘莫测的色彩,让人们探求历史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成为不可能,这使颠覆者的历史定位只能以偏激的姿态出现而无法充分展示真实的历史社会生活画面,作者把自己对历史的新体悟以非凡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种“非凡”中显出一种实验性质与人为的勉强,离艺术的成熟尚有一段距离,这是小说演变的必经阶段,也是解构文本的宿命。

  一、历史进化与历史循环

  从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文学到建国后二十七年的文学写作,我们看到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了的历史,是以书写大人物、大事件为核心的“正史”。特别是在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处处可见历史中的“高大全”式英雄人物,处处可见历史发展的不容置疑性。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创作,它所产生的后果也使人们对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怀疑。在经历文革的浩劫后,人们开始回归理性,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加上西方文艺思想的引入,最终形成了追寻历史真实,书写个体生存境况的新历史小说。可见,这一流派的创作背景也是由于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多元文化的激发,使人的思想观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新历史小说家的作品透露出历史宿命感和循环论的意识,新历史小说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走向历史循环。历史循环论也就是以历史叙述方式来质疑那些被规范了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可以说是对历史循环论的最为直观和形象的展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白鹿原比作“鏊子”,而那所谓的“革命”成了农民发泄私怨的场地,暴力在这里反复上演,黑娃、白灵、兆海、孝文等,他们的命运都成为“鏊子”上被翻来覆去的“饼”。当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历史描述的定式时,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静止或重复上演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还有黑娃、白灵们在整个历史的洪流中又显得如此渺小无力,创造历史的人们在历史的循环面前显露出鸡蛋碰石头式的荒谬。在新历史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千变万化,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历史当中来,没有谁能在对历史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另外,在情节的推演上,新历史小说也突出偶然因素的重要性,这种偶然性造成历史发展的混乱无序,也表现为历史的循环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以一个小村落展示了古老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风貌,然而读者却看不到所谓的史诗性的画卷,历史的发展为循环往复的权力争斗所代替。小村庄的几代人都在为当上“村长”而阴谋暗算、勾心斗角,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游戏,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轮回方式彻底消解了传统历史观。刘震云所要表现的就是历史的非历史性,打破了“历史是发展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观念,向我们展示和表达了在历史长河变化浮沫下不变的本质,即历史无发展,只是奴役与残杀的延续,历史无进步,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反复与循环。遗憾的是,作家对历史循环的把握只停留于现象与经验层面,不去深究更真实与更深刻的东西。[2] (P. 32 )

  然而,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历史进步观念是现代人最根本的信仰,也是历史发展最为重要的价值。无论进步与发展与否,现代人对于进步的认识是不变的。“进步的信仰,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现代化运动的观念前提。没有作为价值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所谓现代性。因此,进步的信仰理所当然地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精神。或者说,‘进步’的观念,是20世纪中国精神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步也是作为一个与古代不同的时代来表述。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我们的文明以‘进步’这个词为特征。”[3] (P. 1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视野越来越开阔,整体性历史观念也被质疑。政治思想家卜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历史整体论、乌托邦主义、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的盲点,“历史宿命论全然是一种迷信;用科学手段也好,或用任何其他理性手段也好,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能预言的”[4] (P.41)。

  总的来说,新历史小说在消解以政治目的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中心话语时,却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方向。社会发展需要有解构,但也需要有建构,社会需要个人话语,但又必须有统一的合作,颠覆了传统历史,面对的可能是一片荒芜。在颠覆传统历史的同时,表现了明显的偏激;颠覆了传统历史的同时,却落入了另一种历史怪圈。从新历史主义以及新历史小说产生起,有学者和批评家就对其“舍大道而取小道”的历史观表示了怀疑,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新历史主义也逐渐成为历史,新历史小说也没有了昔日的辉煌。长期以来,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占据主导,新历史小说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给予的关注固然使我们对历史的体悟更为丰富,但它在精心构筑历史循环论合理性的同时,却无法使自己取而代之。然而同时又形成一种悖论:历史循环自身标榜多元甚至无元的方式,但实质上它与历史进化之间仍是一组二元对立关系,既然“非此即彼”的二元法则不能成立,正如海登・怀特所言:“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5] (P.8 )!   

二、消解英雄之后的悖论处境

  新历史小说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抛弃了“好人完美高大、坏人猥琐卑鄙”的二元对立论。王又平在《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中对新历史小说消解英雄有这样的论述:“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倾向表现在两个互为相关的方向:一是描写浑噩人生,二是揭示卑琐欲望。”[6] (P. 401)可以说,新历史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消解了英雄的神圣化,带来了小说多元化的人物图谱。不过在人物日趋走向多元,走向小人物的时候,我们发现新历史小说表现人性的卑劣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把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消解了英雄,打破了人物塑造上的二元对立模式,但其中出现的一些偏执型的人物,将其一种性格因素发展到了极致。典型如刘恒的《冬之门》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窝囊、卑琐的矮小男人是如何成为毒死大批日本军的“英雄”的,苏童在《米》中讲述了杀死恶霸及日本兵的五龙只是出于个人卑琐的欲望,王安忆《小鲍庄》里的抗日英雄鲍彦德也只是“杀红了眼”。这种靠个人欲望支配的所谓的英雄的出场,使读者开始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以往的“英雄”,乃至觉得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英雄的神话被彻底消解。然而这些被夸张和放大的畸形人物,类似于福斯特所言的“扁形人物”。“扁平人物在17世纪叫做‘脾性’人物,有时叫做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就最纯粹的形态说,扁平人物是围绕单一的观念或素质来塑造的。”[7] (P. 146)福斯特说扁平人物的重要优越性是读者很容易识别和记住他们,他们的性格很难被环境改变,具有一定的恒常性。可以说新历史小说中的极端化的人物颠覆了既有的人物塑造的公式化、类型化,却又进入到另一种类型化之中。应该说新历史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能够给读者带来陌生化效果,让读者在审丑之时,反弹出一股更大的对真、美、善,对生命的希求力量。但这种手法渐渐地显露出它的弊端,在多元化的当下,它并没有塑造出真正具有内在的、复杂的、独特的个性的英雄人物,并没有为新时期文学留下激动人心的人物形象,读者在众多的欲望个体中,体验到了新的“疲劳”。正如蔡翔所言:“类的神话转化成一种纯属个人的本能性的反抗。在这茫茫天地之中,飘荡者便只能是一个‘怯懦而恍惚’的‘凄楚的魂灵’。” [8]

  新历史小说将英雄人物从“神”回归到“人”,回归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的初衷虽然看似将英雄更加日常生活化了,实是彻底将英雄主义解构和颠覆。可见,他们对英雄的所谓“重新定位”,缺乏最起码的批判精神和理性基础,更像某种“文革”心态的复活――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凡是社会所公认的、历史有定论的、政府所倡导的、公众所信服的,统统成为他们消解和颠覆的对象,并从中享受破坏的快感: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英雄。这场颠覆英雄的文化阴谋,无疑是一种精神遗产的自戕行为,从教育后代和社会传播的角度讲危害更大,不仅伤害社会正义和公众感情,也将离散经济建设时期的民族凝聚性和向心力。因而,即使重估英雄,也当建立在客观和理性之上。更何况,我们当前需要的是明确的、统一的、良性的价值观,现存的英雄评价,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有民众基础,符合民族感情,因而具有极大的可信性,不该被任意消解和怀疑。

  三、文化语境和阅读接受

  文化语境就是指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或者文化场,是文学文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而文学的产生语境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面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围’,第二层面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事实上,各类文学‘文本’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9]特定的文化语境产生特定的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的生成与社会、政治、经济又紧密关联。

  “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文学理念中影响广远。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思想奠定了文学“载道”的传统,进而沦为几千年儒家统治思想的工具,此思想也成了很多作家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源。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权要取消旧的政权体制,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历史感,也有必要让国人知道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文学则也义务性地承担起了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但由于出于单纯的政治目的,文本又缺少了历史的丰富性、人物的立体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等特点。虽然如此,这些作品中却也洋溢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崇高激情。这种激情对于经历过建国前后历史变迁的国人来说,是一种愿意主动亲近和吸收的精神营养。他们相信历史的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他们的个体行为不断地被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激励着前进。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麻木而禁锢的灵魂,人们开始对传统意识形态产生质疑,开始撕下历史神秘而崇高的面纱。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热情和那些“神性”,转而渴求更高层次的审美情趣。客体的愿望与主体的自觉共同使作家们转向了对民间性、个人性、神秘性、偶然性、碎片的历史的发掘,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作家们完成了对历史事件的解构与重置,以个体、民间、家族等形式切入历史,给大众一部耳目一新的历史,更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然而,当新历史小说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历史创作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入,却又陷进物欲的泥沼无力自拔。对经典的不断解构和颠覆,对历史的放纵书写,开始让人忧心忡忡。

  在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在物欲横流、精神坍塌的时代,作家不应一味地把玩历史,而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时代责任,为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建设与发展奉献更多的努力,这是他们不能逃避的必然选择。我们也期待着作家们能重新审视自己,认真对待历史和文学,在物欲愈发猖獗的时代,能以独立的文化心态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世界,挽起希望之舟,为大众构造出一个不朽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悖论性处境[J].兰州大学学报,2001,(4).
  [2]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 .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M]第十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 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5]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小说中的人物[A].吕同六.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8] 汪晖.谁的思想史――汪晖和艾尔曼的学术对话[J].读书,1994,(2).
  [9]严绍.“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0(3).
  (编辑: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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