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的文學可以與曹魏對照。魏文帝曹丕 (187-226年) 著有政治、文化評論《典論》,當年洛陽太學裡還有六塊《典論》石碑。今日這部著作已經亡佚大半,但還有一篇著名的<論文>留傳下來,是曹丕對文人、文章的看法。網友應該相當熟悉這兩段: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俚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原文此處有「不」字)自見之患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文以氣為主
當然不是所有文章都能流傳到後世,總得有些保存價值。「文帝」曹丕的確想當文人,把握有限的生命,留下一些作品、思想傳世。這篇<論文>讓後人看見另一面的曹丕,不只是篡位的權臣、陷害逼迫胞弟的兄長,趁亂納人老婆(甄氏)的好色男人(後來還冤枉賜死她)而已。除了陳述寫文章的重要,這篇<論文>還提出一個「文氣」理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在文中舉出當時七位出色文人的「氣」,加上點贊或差評,比如「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雄)、班(固)儔也。」但「氣」這個概念相當籠統,大概是文章實際內容與個人表達風格的意思;而「清濁」應是思路、邏輯的清晰、尖銳程度,所以「引氣不齊」就流於胡言亂語,軟弱無力,風格前後不連貫,好像找人代筆的一樣。孔融 (153-208 年)「體氣高妙」,比如他對劉備這麼評價袁術:「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雖然有些過份(理不勝辭),但居高臨下罵人廢物,非常過癮,「冢中枯骨」四個字畫面感強,一針見血,又相當精妙。《三國演義》把這句話放進曹操嘴裡去了。
注:
東漢末年流行臧否人物,比如開「月旦評」的許邵說曹操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而曹丕更進一步臧否文學,成為文學評價的先驅。孔融等被點評的七人因此被稱為「建安七子」,與曹操、曹丕、曹植、曹叡祖孫三代並列「建安文學」或「建安風骨」,體現亂世悲涼,文人慷慨發願,一展雄心壯志。
注:
文以留名、經國
近年常聽到一種說法:某某皇帝、領導人在追求「歷史評價」。曹丕在<論文>裡推崇人經由文章「聲名自傳於後」。從這一系列研究的中心思想看來,「歷史評價」、「出名」比起追求至善、智識、大同之治,還真算不上高尚。人總是投射自己的心態在別人身上,評論者說誰追求在歷史評價,或許自暴其短了;但曹丕親筆寫的總是沒被冤枉,或許要被一心「自我實現」的讀書人看不起呢,但可能他們心裡偷偷認同。曹丕生長在「用人唯才」的環境下,沒受到傳統道德的洗腦。曹操「唯才是舉」的「求賢令」說得很絕:
若必為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指漢初陳平相傳與嫂子通奸,之後做官又收賄)而未遇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亂世裡叢林法則盛行,忠信「君子」容易受詭道「小人」欺負;而當時世俗已經儒教化,即使道德優秀也可能滿口陰陽五行,不見得真有什麼腦筋。連漢宣帝都這麼對兒子(後來的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所以一心成就霸業的曹操就大膽走了極端--通姦、收賄都不怕。如果當時天下人忙著「為生存而生存」,「為富貴而富貴」,那「為出名而出名」還挺高尚的呢。其實曹丕還相當正經,開頭就說文章是「經國大業」,他提出的文學理論可以解釋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格局宏大,相當有誠意;至於後世「為藝術而藝術」……那也能滿足自我表現、尋找同伴的需求。古代資源有限,知識份子比例極小,曹丕又是皇帝,當然有「經國」的使命感;而今天教育普及,幾乎全民識字,人有什麼需求、思想都可以反應在文字上,「經國大業」文章比例雖低,但數量、品質也不一定遜於古代。
至少曹操、曹丕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要稱霸、要傳名,破罐子破摔,大破大立。之後魏晉風骨一直流行「真」,只是當朝廷走回禮教的老路,「以孝治國」,曹操父子、司馬昭父子預備篡位,三番兩次推讓,卻顯得格外虛偽。
上一節用統治階級人才的墮落、正常化解釋朝代興亡。「唯才」的制度讓曹魏不必受到見面就問「治什麼經典」的「小人儒」脫累,人才開出紅盤,勢力迅速壯大,但「無德」就是「利己」,官員中飽私囊,拉拔親信遍布朝廷,所以「九品中正」也步上察舉後塵,迅速墮落。捨遠求近,載舟覆舟,至少曾經強大。世人都有富貴、成名願望,願望不能滿足時,或許也會崇拜這樣的「英雄」。
蜀漢風骨
相比曹魏的勇敢、極端的唯才嘗試,蜀漢維持漢制,沒什麼特別的改革。這不僅是劉備崇尚仁德的性格所致,也是他刻意的策略。裴松之引《九州春秋》說劉備本不想背叛劉璋,他對龐統說:「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但到頭來他還是被龐統說服,捨遠求近,心黑背叛,先打下基業再說。其實諸葛亮在隆中茅廬就說取益州,當時劉備也沒反對。能在亂世裡一再存活,劉備一生也有不少汙點,所以他在臨死時勸戒兒子:「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末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也是他良心不安,其言也善吧。
劉備不只遺言給劉禪,還告訴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從此諸葛亮也是國家負責人,他是否像曹丕一樣,想做些「經國大業」呢?《三國演義》讓諸葛亮說君子儒「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他是否真這麼想?
陳壽收集了《諸葛氏集》二十四篇,共十萬四千字。在公文、私信之外,諸葛亮還留下《八務》、《七戒》、《六恐》、《五懼》、《論前漢事》、《論諸子》、《兵要》、《軍令》這些政治、兵戰心得。有兩處談到他對「留名」心態的看法:
《與孟達書》:「每陳足下平素之志,豈虛托名載策者哉?」
《兵要》「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
陳壽在本傳裡評價諸葛亮「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又說「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但是「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為了讓一般讀者聽懂,言語自然平實,不用深刻典故、冷僻字。「出名」應該是當年武人的普遍價值觀,比如太史慈的遺言是:「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之劍,立不世之功,以升天子之階」。所以靠戰功出名,應是諸葛亮拿來哄一般忠誠良將的話。對於求善的讀書人將軍,可以加上「討伐奸賊,申張正義」;對於更明白的人,或許說「戰爭是為了實現大同治世吧」,如果他們自認治國手段適合。
注:
注:
文章注重實用,總是風骨。蜀漢沒有班固《兩都賦》、左思《三都賦》這種「為文學而文學」的華麗作品傳世,但還能出產好文章。南宋安子順、謝枋得說:「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陳情表》不哭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這古代三大「抒情文」,蜀漢人就佔了兩篇。諸葛亮的《出師表》深深反應了士大夫 (尤其偏安政權) 的價值與理想,情感真誠,直言勸諫後主而不放肆,簡單流暢不做作,思想、做人境界都高,果然有「才十倍曹丕」的架勢。李密的《陳情表》則道盡了古人盡孝報恩的願望與遺憾。這兩篇臣民上表自然揮灑,感性而不矯情,所以通過了歷代明白人的篩選。
蜀漢諸子
《三國志》把蜀漢的學者杜微、周群、張裕、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等放在一卷,以下介紹一些特別提到的著作名稱的作者,順便探索他們的「氣」:
大司農秦宓 (?-226年)。秦宓沒特意留下什麼著作,現代仍流傳他的奏表書信《薦任安於益州牧劉焉》、《答王商書》兩篇、《報李權》,都有漢賦的華麗排比、用典風格。陳壽說他:「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秦宓還喜歡考證歷史。《三國志》本傳說他「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
注:
當時譙周的評價似乎相當兩極,<楊戲傳>記載:「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楊)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譙周身長八尺,與諸葛亮、趙雲、彭羕一樣,(漢一尺 23.1 cm,魏一尺約 24.1 cm,譙周至少 184 cm) 所以長輩叫他長兒。為什麼楊戲看好譙周?譙周年輕時曾經向秦宓討教他對上古史的心得,又向杜瓊問讖緯,回家自己鑽研,「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看來是「勤能補拙」的典範。而譙周也像孔子一樣收學生,陳壽之外,巴東守將羅憲、李密都是他的學生。羅憲被門人比作子貢,李密被比作子游、子夏。譙周告訴過陳壽:「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譙周門人以孔子弟子類比,譙周自然就是孔子。當然譙周與門人不見得有孔子的功力,多是後世結拜常稱劉、關、張一類的推崇心理。
梓潼太守、射聲校尉楊戲 (-261年),於 241 年寫成《季漢輔臣贊》,給蜀漢比較知名的幾十個故人蓋棺論定。陳壽說楊戲「簡惰省略」,「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連蔣琬(當時聘他當東曹掾)對他說話,楊戲都「時不應答」。與其說楊戲「務實」,不如說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楊戲喝了酒又不一樣。257年楊戲隨大將軍姜維出兵,「戲素心不服(姜)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回來之後,「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
秘書令郤正 (?-278年),《三國志》本傳說郤正「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班(固)、傅(毅)、張(衡)、蔡(邕)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與譙周一樣高產。但今日我們只看見三篇:《釋譏》、替姜維申張公道的著論,還有蜀漢呈送鄧艾的降書。
前面附上郤正《釋譏》,可以對應陳壽說他「文辭燦爛,有張(衡)、蔡(邕)之風」。這兩人都博學多才,蔡邕 (133-192年) 通數術、天文、音律,張衡 (78-139年) 發明「渾天儀」(機械天球儀)、「候風地動儀」測量地震方位,還算得出圓周率,與郤正一樣有許多道家思想。郤正似乎沒有這麼多才多藝,但一輩子在圖書館上班,必定博學。
可能是受到東漢朝廷逐漸腐敗的影響,張衡由前歌功頌德的「大賦」(東漢屬火尚赤,當年的「紅色文學」) 轉型,走向實物抒情的「小賦」。這裡的大小指的是內容的格局,表達形式還是改不了是辭藻燦爛,排比鋪陳。張衡的轉變似乎是一切文學、乃至人類智慧發展的自然過程,先懂得做表面功夫,慢慢累積了學識與智慧,才能增進內容深度,再回頭鄙視金玉其外者 (非不為也,不能也)。《釋譏》好歹超脫了「聲名自傳於後」的追求,但郤正為後人稱道的,還是他實際的作為,比如他捨棄家眷,跟隨後主劉禪北遷洛陽,在司馬昭面前教後主說話。
右中郎將李譔 (zhuan4)。五經諸子無所不覽,兼通「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似乎又是一位張衡、蔡邕類型的人物。李譔替古文的《易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作注。今文經講究師承理論,古文經學者自行考據古書,所以李譔走的是古文經路線。本傳說他「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或許又有孔融這樣的風格。蜀漢讀書人歧視譙周無王佐之才,討厭李譔毒舌輕佻,門檻還真高。但今日社會多元,誇張的寫作很適合大眾追求刺激、發洩的口味。
郡太守陳術。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地方)志。但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益部耆舊傳》,聲稱是陳壽所著,此外還有一本《益部耆舊雜記》。<晉書.陳壽傳>也說陳壽著《益都耆舊傳》十篇,不知與陳術的同名著作有什麼關係。
呂雅。尚書令呂弋之子,「清厲有文才」。著有《格論》十五篇。已亡佚。
諸葛瞻「工書畫」。在當時的高標準下,似乎給老爹丟人了。
有識者
總的來說,蜀漢的文學風氣相當傳統,士人評價的標準也相當高。《三國志》與裴注裡還常提到一種「有識者」。以下是他們的見識:
孟達降魏,寫信給劉封勸他背叛劉備:「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
車騎將軍夏侯霸對張嶷套近乎,張嶷回答:「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楊戲看重譙周:「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鄧艾至成都,告訴蜀漢的士大夫:「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在網路上增廣見識後發現,「有識者」似乎就是和作者見識範圍類似的,人也只看得懂(自以為)比自己差的。孟達心中的有識者看得出來笨皇帝必然導致國運衰竭;認同張嶷的有識者鄙視虛偽的社交;敬重譙周的有識者相信勤能補拙、大智若愚、或者由讖緯探知天命;嘲笑鄧艾的有識者知道他得意忘形,必定兔死狗烹。
創新與保守
社會風氣總是鼓勵喜歡創新。不斷進步當然是好事。但如果說蜀漢的衰弱是因為它的思想守舊,似乎太武斷。漢儒本有崇高理想;天下為公、大同世界是人類社會終極的政治目標。少部份天資、環境優越的人滿足了名利需求,務實地往最高理想前進;但多數人免不了陷入怪力亂神,追求富貴、榮譽。所以漢儒「食古不化」的核心是人類自身的局限,曹魏也必須面對九品中正新制度的迅速腐敗,任何政治思想體制都要經過這一關現實的檢驗。有效壓制人性中「惡」的本能,發揚「善」的潛能,便是人類文明演化的趨勢,也是當今自詡為「君子儒」的知識份子可以多關心、著述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