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史詩感與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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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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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史詩感與世界精神

帖子 maltz » 2014-09-17, 23:46

來自: http://bbs.saraba1st.com/2b/read-721487
原標題: 个人视域下的“史诗感”浅说——答哈里·谢顿教授
作者:goddess

大家好我又来疼了

这篇文章的起因,乃是漫区某个关于史诗感的帖子。漫区待多了的人你们懂得,看什么都像钓鱼,于是我也没怎么参与其中。不过在那帖沉底之际,同样活跃于文史区的哈里·谢顿教授给我发了条站内信,询问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以前没少和谢顿教授在pm中讨论这类问题,每一次教授都能向我提出颇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给了我不少启发,于是这一次也就欣然将这个问题纳入了思考。

不过要命的是这问题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教授是数日前半夜发来的短消息,我看了一眼就带着这个问题睡觉去了——我颇有躺在床上想问题的习惯。孰料这一想便是两个多小时,中间还因为想到了什么关键点跑下床好几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法在短信中回复这个问题,但我答应教授在文史区写一篇短文来表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个人见解,也正好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且拜那折腾所赐,我总算是大概对这个问题有点眉目了,于是也得以动笔开始写这篇东西。不过我得承认,就“史诗”这个话题,我所读的文论并不多,以至于我不得不从哲学家那里汲取在这个问题上所需的洞见;而无论我所举的例子,还是我所依据的直观,说到底也就是在我个人的判断力范围之内罢了。这看起来有些冒险——毕竟这有使得这全文不过成为我个人的自说自话,且无视了他人经验的危险。不过幸而康德曾向我们指出,“鉴赏只对自律提出要求”,并不需要“凭经验在别人的判断中到处摸索”[1]。这似乎给了我一些在这个问题上鲁莽行事的借口。当然,我也深知康德这话只说了一半,他还有鉴赏何以还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论断,但如果我们接受康德对于判断力二律背反的化解方式,即这二者完全可以共存的观点,则我也有理由认为,我以下所论虽是彻底基于个人的感官经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普遍有效的——当然,至于是否做到这点,就有待诸君的评判了。另需强调的一点是,以下文中的论断均只限于审美领域,也就是说,我在文中认为美的或具有感染力的并不一定同样被认为是真的或善的。

好了,废话暂且搁下,回到对于“史诗感”的正题上罢。

我们或许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史诗感”这种感觉初始且终究来源于阅读“史诗”这种文学体裁之时的观感,而我们通过对于史诗的阅读,总可以发现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厚重的历史感——在我们的头脑中,提到“史诗”所出现的最鲜明形象,总不免是那些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叙事诗。正因为此,当我们碰上其他具有鲜明历史感的作品之时,有时就会说“这是具有‘史诗感’的作品”,或更简单的,“这是部史诗”。可见,一部作品若是能被认定为具有史诗感,历史感似乎是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且不提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东西叫“史”诗就决定了它必须和历史有所瓜葛,便是在西方语境中,那些最为人知的史诗也大多是对现实或架空历史事件的描述:《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失乐园》,等等。当然,在西方文学中,有些看起来不那么“历史”的诗作有时候也会被冠以“epic poetry”之名,比如科勒律治的《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和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2]。但考虑到我们中国人使用“史诗”一词的语境,本文只打算讨论那些“历史的”Epics,而且我相信即使将议题仅限于此,这也并非一个过分到缺乏代表性的简化。

那么至此,我们姑且认为“史诗感”的特征之一便是需要具有“历史感”了。但问题随之而来,有了“历史感”就一定能称之为“史诗感”么?无论从那帖的讨论中,还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我感觉这么说恐怕都有点问题。举个例子:当我阅读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时,我曾深深为书中展示的维多利亚时代——那个由煤气灯,四轮马车和对技术进步的信任感作为典型特征的时代——所深深着迷,并由此催生出一种愉悦的历史感,就像艾略特的著名评论所说的那样:”Sherlock Holmes reminds us always of the pleasant externals of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3]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没在这本书里读出什么“史诗感”来的;同样,《鲁宾逊漂流记》中作者借主人公表现出来的那种殖民时代的日不落帝国豪气冲天的时代感(这时代感现在看来自然就成了历史感)也很难归到“史诗感”中去。可见,要想成就“史诗感”,光有历史感恐怕还不成,那末还差点什么东西呢?

有人说缺英雄人物,我很同意这个提法——想想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奥德修斯,贝奥武夫,齐格菲尔德等人罢,哪个不是构成了史诗的灵魂的?进而再将视野移到史诗之外,看看那些在我看来有“史诗感”的作品,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或一些英雄人物:《创世纪》中面对几乎是终极性艰难抉择的亚伯拉罕,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六世,《基督与反基督》中的叛教者尤里安,《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与虚构人物,电影《甘地传》中的甘地,《埃及王子》中的摩西,通俗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的银河英雄群像,万智牌背景小说《兄弟之战》中的克撒和米斯拉兄弟,甚至单单一副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中意气风发的那一个拿破仑,无一不是这史诗感的灵魂与源泉所在。况且英雄之于史诗的重要性本来也是个老生常谈几成定论的话题——黑格尔不是说过史诗中那“普遍性”与“个别性”两级之间的“特殊性”,也即史诗的内容,正是民族的英雄人物么?[4]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不是也说过“在我看来,那定义了古今史诗的,正是超越了讽刺的英雄气概(What defines epic, ancient and modern, for me is heroism, which transcends irony)”[5]么?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那在历史感之上形成“史诗感”的关键,正是那些英雄人物的形象。

我深以此为然,不过对“英雄人物”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多作些讨论。诚然,那些具有英雄气概或领袖气质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在史诗,以及那些具有史诗感的作品中所多见的。这一论断看起来似乎是如此地自明以至于不需要过多的考察,直到我发现某个多年前玩到的游戏向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家园》。

某颗自然条件极尽恶劣的行星之上,人类只能艰难地求生于两极地区。某一日,考古学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大发现:一块石板被发掘出来,上面的铭刻指示着某个指向浩瀚宇宙中的坐标,并有旁边的文字写到:“希格拉,我们的家”。振奋之后,一场耗时百余年的宇宙远征计划开始了,这地狱般行星上的子民一瞬间发现了自己的迦南地,其希望也被重新点燃。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和牺牲,巨大的母舰承载着星球上的所有居民向他们的家园进发。游戏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在游戏进程中,在这片令庞大的母舰也显得渺小的浩瀚宇宙中,远征开始了,面对着未知的宙域,遥远的旅程,凶悍的敌人,怀抱着一丝微弱但坚定的希望之光开始了。当游戏最终玩家历经千辛万险终于抵达魂牵梦萦的母星希格拉之时,回想起游戏最初在圣歌Agnus Dei中开始向着未知宇宙进发的母舰,恐怕多少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次如史诗般的远征。

然而这里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部史诗中,我们的英雄人物何在?有头有脸有名有姓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在哪里?某个献身于母舰控制系统的女科学家——我只记得这一个人,且连名字都记不得了。但奇怪的是,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在我看来这游戏确实是一部史诗的评价。当然,艺术作品和历史不一样,若这是真实的历史,则必有不少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出现在这一旅程中。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单纯是:对于像奥德修斯,拿破仑,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等人物的描写和继续,是否是构成“史诗感”的要件?换言之,如果一部作品或某个事件对这些人物不着一笔或是描述不多,而我们却仍能将这样一部作品称之为具有“史诗感”的,那么这恐怕就说明这种“英雄人物”,或是具有领袖气质的重要人物对于“史诗感”的形成是并非必要的——尽管他们的存在可以很好地塑造出史诗感来。就我本人来说,《家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不仅如此,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如果我们认为红军长征是具有史诗感的,那末这种史诗感很可能并非全然来自那些领袖人物——雪山草地的悲壮经历本身就足以构成史诗感的来源;而巴黎凯旋门上的《马赛曲》浮雕则也同样向我们表明,对这一革命的史诗式描述也并不必然需要马拉,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的在场。

这至少说明,具有史诗感的描绘似乎并不必然需要个别英雄或领袖人物的在场(再次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真实地起到了什么作用,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被描绘),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同意,有些作品对于人物的细致刻画反而体现不出宏大的历史感来以至于整个作品缺乏史诗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说“史诗需要英雄人物”这一点是错的——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些参与了那些历史事件的人都是英雄——尽管他们可能是一些“无名英雄”。我同意这个看法,且这样一来也就消解了上面出现的那个问题——史诗的确要求英雄,但英雄可以是无名的,甚至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看来《家园》中的英雄们就属于这一种情形。

这丝毫不错,但我却更愿意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之中来看待这些英雄人物并将其置于这个概念之下——“人”的概念。有人会认为这已经泛化到了要成为一句废话的地步——人?当然要有人,没人你写个什么呢?且什么作品里面会没有“人”的在场呢?既如此,又怎能拿这个根本算不得特征的方面来滥竽充数,仿佛它好象是营造史诗感的一个鲜明特征一样呢?但我得说明一声,做这样的抽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我看来,即使是被泛化过了的“英雄”,作为史诗的条件也怕是不完善的。

说单只有“英雄”有不完善之处,直观上乃是基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泛化了的“英雄”固然可以说是史诗感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便那些不是英雄的人物往往也是史诗不可缺的一部分。希伯来人出埃及,这可算得上是够有史诗感了。这庞大的族群未必能算得英雄人物,哪怕是算作无名英雄都有点困难——但即便如此,他们毕竟共同在这段史诗中存在,见证着历史,同时也共同以他们所见的所行的来书写着这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作为总体的“人”成为是史诗感的一个支点是有道理的。此外,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史诗中的“人”表现出来的的不仅可以是英雄气概(诚然这是重要甚至首要的因素),也可以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性。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正如在《论史诗与戏剧文学》(Über epische und dramatische Dichtung)一文中,歌德与席勒共同宣称的那样:“史诗……的题材应该纯粹是关于人的”(Die Gegenstände des Epos… sollten rein menschlich),而史诗中的人物也“并不是道德地,政治地或机械地,而乃是‘人’一样地行动”(…man nicht moralisch, politisch, mechanisch, sondern persönlich wirkt)。[6]由此可见,“人”,真实的人与人性,是可以且应当为史诗所描绘的(当然倒不见得就是“rein menschlich”)。这些人是可以富于英雄气概的,但也可以不仅限于此,但无论是哪一种,以及他们给我们何种观感,他们借以向我们传达史诗力量的东西,也正根植于“人性”之中。人的思想活动和行为,甚至不信,怯懦,卑下同样都是可以属于史诗和史诗感的:我们因“人”的勇气而动容,因“人”的情爱而醉心;因“人”的愚顽而悲叹,因“人”的毁灭而哀伤,如此等等。而这些“人”——无论是那些有名人的还是无名的人;被历史的洪流推着走的人,还是位于历史的漩涡中心主导其流向的人——除了像我们在阿基琉斯,亚历山大,贞德和甘地身上所见的那样之外,也同时在《创世纪》中因嫉妒杀弟的该隐身上,《九三年》中保皇党及雅各宾党人的幢幢黑影之中,《反基督》中央求阿列克塞“救救俄国”的那名老者身上显现着,也都可以是史诗感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从“人”的意义之上来说,史诗也就似乎取得了某种和悲剧——那种力图在“人”和“世界”的冲突中彰显崇高的文艺形式——的关联性。这倒并不是什么巧合,如果我们愿意回想起叔本华的某个论断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正是二者的共性所在——“在人的挣扎和行为环环相扣的系列中表出人,这就是文艺的重大课题”[7]

可见,史诗感的产生,是要通过表现出“历史”中的“人”来达成的。但这样一来又提出了新问题:侧重于人物描绘的历史剧,历史纪录片,历史书都是将“人”置于历史之中予以描绘,但我们却并不必然在其中发现史诗感。那末这问题出在哪里呢?诗。不错,史诗必须是诗,史诗感也必然来自于诗感。这里说的诗固然有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比如要有通过格律一类手段营造出的形式上或音声上美感,在叙事上要有所取舍而不能“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8],等等。但我在这里引出“诗”这个概念,想说的更多是那通过诗艺所传达或显现出的东西——而这首先将我们引致一个古老的问题:诗是什么?

让我们先回想起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苏格拉底对于诗与诗人的那段著名论断罢:“神明夺去诗人的理智,将他们作为自己的使者,使其用神谕和预言使令听者得知,我们所听到的,并非出于诗人自身——在他们丧失了理智之时道出的那些珍贵词句,乃是出自神明的:通过诗人,神明在同我们讲话。”[9]

这一断言似乎向我们传达出一种重要的信息: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诗最早便是作为神明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媒介出现的——著名诗人赫西俄德对自己诗艺来源的自述似乎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这位被赫拉克利特誉为“众人的老师”[10]的诗人(当然,他下一句话是要黑赫西俄德的)在其代表作《神谱》中宣称,某次在山中牧羊之时,他偶遇了缪斯女神们。宙斯的女儿们向他说话,赠与他作为诗人象征的月桂枝,并将“神圣之音”吹入他胸中,使得他能传唱过去和未来,荣耀神明,也定下了诗人必先在诗的开头和结末赞颂缪斯们的规矩[11]。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观念,大诗人荷马也似乎特别喜欢用“神样的”(θείος)作为自己诗作中诗人们的修饰词。[12]

这就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古代希腊传统上的诗,相当程度上是被认作连接尘世与彼岸的一座桥梁的。无论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种观念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特别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家与哲学家们。他们将这一观念和“天才”“精神”“强力意志”等洞见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认定诗乃是人类艺术的顶峰与至高成就(对于有没有之一有一些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些论者就包括了康德,谢林,尼采和叔本华等,而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成为诠释学于19世纪兴起的重要原因[13],并持续影响着直到今日的文学理论。而产生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下的史诗,无论是希腊的,罗马的,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还是晚近的,也都多多少少保留了这一特征:尽管它们未必要自觉地承担起连接尘世和彼岸之桥梁的使命,但在它们自身中,却也往往都浸透了诸如上帝,命运,彼岸,世界精神,历史洪流,目的性等诸多可被称为超越(transzendent),或形而上(metaphysisch)存在的成分——这些理念超出我们经验和理智的范畴,依凭这二者我们无法确切地感知或证明其存在与否,也难于界定它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中给我们的训诫。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些物事或是理念乃是不能说的“神秘”(das Mystische),而我们与它们的交集,则需指望它们自身的“显现”[14]——而在史诗之中,这些理念正是如此地向我们“显现”着自身。

这种超越之物,按上文的分析,乃源于“诗”的本性;而与此同时,我认为这种本性也构成了“史诗感”的另一个必要来源。当我们阅读史诗,或是那些具有史诗感的作品之时,深深打动感染我们的,不仅是恢弘的历史场面,不仅是人和人性在其中的真实映射,更是因为在其中我们感知到了更高的力量或存在。它们显得无从捉摸,却又无不在人和历史之中对我们展示着自身——当我们为阿基琉斯的死亡哀叹命运的残酷,为巴比伦大城的倾倒敬畏上帝的威能,为《九三年》感叹历史巨轮的无情,为《甘地传》赞颂那属于出自神性的道德光辉,为《家园》震慑于浩瀚宇宙的神秘与伟大之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些“不可说之物”就在那里——存在于自身的显现中,以其之崇高(Erhabene)唤起我们的敬畏感,这敬畏感又进而构成我眼中“史诗感”的一个重要,甚至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崇高,依康德的说法,本就不是一种可以在自然界中寻得的情感,而只能在理念中,在观看者的心中寻求——因为崇高感本就是超越一切感官尺度的。[15]而当我们将康德的这个命题反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我们因史诗或富于史诗感的作品感到某种崇高之时,那末其对象一定是某种并不能直接为我们的感官和理性之物。它们是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之物,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理念之中——而正是在理念中,这种超越的形而上存在被给予了并向我们展示着自身。正是这种展示,在我看来构成了我们对于“史诗感”的分析中欠缺的最后一个部分。

所以,在我眼中的所谓“史诗感”,指的是由历史,人与超越存在所共同构成的。通过“史”,或英雄或平凡,或有名或无名的“人”被置于“历史”的框架中,同历史连结起来并在其中展现出“人”的肖像画。而通过“诗”,又使得我们能够将这两者同那些不可说之物,那些超越的形而上存在连接起来:从它与“历史”相连的那根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必然”“目的性”“世界意志”这些概念;而从它与“人”相连的那根链条之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命运”“救赎”或是“自由”;而诸如“至高者”“存在”这样的概念,则同时与两侧连结着。从这一种连结中,无论是人还是历史都得到了升华,而那些超越之物,则仿佛如道成了肉身(Incarnation)一般,在这种升华中得以化形并向我们显现。

正是在这种彼此作用之中,我终于看出了被我称为“史诗感”的那种感觉的全貌。当我早先举出某个我认为是史诗感绝妙例子的事件——耶拿一役后黑格尔眼中的拿破仑——之时,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太多。但当我而今对于这个概念作了这样一番虽然笨拙但毕竟多少有些成效的剖析之后,我惊诧而又仿佛是理所当然地发现,那个例子和我的模型乃是何等地契合:在黑格尔眼里,在拿破仑这个英雄的,伟大的“人”,以及他处于其中并推动创造的“历史”中,那被他称为“世界精神”(der Weltgeist)的形而上存在,那种维特根斯坦的不能说之物,正不可一世地向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上的生灵夸耀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16]。

当然,想要准确地描述这种不可说之物在物事中的显现是困难的,仿佛这种显现本身就是只能依靠显现被给予的不可说之物那样。但我想,那些在一些作品中发现了“史诗感”的人们,或许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理解我想表达的那种感受。的确,即便是不可说之物,也是可以藉由诗来得到展示的,正如史诗向我们切切实实所展示出来的那样;既如此,那么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觉得不妨在此以德国诗人莫里克(E. Mörike)的那首经常被哲学家们提及的著名诗作《灯》(Auf eine Lampe)作结,来希图通过这首极富现象学洞见的诗,来言说这种“显现”中难于以言词抵达的真意:


Auf eine Lampe (灯)


Noch unverrückt, o schöne Lampe, schmückest du, (依然如故,那美丽的灯,你,)

An leichten Ketten zierlich aufgehangen hier, (娇小玲珑悬挂于纤细的灯链)

Die Decke des nun fast vergessnen Lustgemachs. (在几乎已被遗忘的房间的天花板)

Auf deiner weissen Marmorschale, deren Rand (在你白大理石的边沿)

Der Efeukranz von goldengrünem Erz umflicht, (环绕着金灰合金的常春藤花环)

Schlingt fröhlich eine Kinderschar den Ringelreihn. (一群孩子兴高采烈地围圈跳舞)

Wie reizend alles! lachend, und ein sanfter Geist (一切多令人陶醉!欢笑的,温柔的)

Des Ernstes doch ergossen um die ganze Form – (最严肃的精神笼罩着一切——)

Ein Kunstgebild der echten Art. Wer achtet sein? (真正的艺术构造,谁在观察?)

Was aber schön ist, selig scheint es in ihm selbst. (那美的,乐在自身之中得到显现)[17]



[1] 康德:《判断力批判》§32以下,可参见邓晓芒译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3-124页。

[2] E.g., in Harold Bloom’s The Epic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2005.

[3] Shreffler, ed., Baker Street, p. 17. , as cited by Saler, M. (2003), "‘Clap If You Believe in Sherlock Holmes’: Mass Cultur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Modernity, C. 1890–C. 194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6 (3), 599-622.

[4]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5页。

[5] Harold Bloom, The Epic, pp. xiv.

[6] Schiller, F. and J.W. Goethe, " Über Epische Und Dramatische Dichtung," Ders.: Sämtliche Werke, 5, 790-92. 德文原文见http://www.odysseetheater.com/sc ... pischdramatisch.htm, 该文的中文版可参照人民出版社1999年《歌德文集》第十卷,第23页(其译文与正文中笔者所译出部分略有不同)。

[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8页。

[8] 亚里士多德:《诗学》1459a,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3页。

[9] 柏拉图:《伊安篇》534c-d,译自《柏拉图著作集(英文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9页。

[10] Heraclitus, Fragments 57.

[11] Hesiod: Theogony 22-34.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Testimon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p. 4.

[12] 参见《奥德赛》I.336; 4.17; 8.43, 87, 539等处。

[13] 参见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14] “Es gibt allerdings Unaussprechliches. Dies zeigt sich, es ist das Mystische.”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6.522, Barnes ; Noble Books, 2003, pp. 156.

[15]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8-89页,95页。

[16] Hegel, Brief an Niethammer vom 13.10.1806.

[17] 原文与译文均转引自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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